押     送

梅子涵

 

你们还记得那年夏天的事情吗？

我知道你们当然记得。我的意思是，你们是不是会经常暗暗想起这一件事情。

你们想起的时候难过吗？

是不是觉得非常对不起那一个人？非常对不起潘美萍？

这一件事情我经常想起。

我打过电话给潘美萍，她在电话里哭的。

我问她：“你知道，是哪几个同学押送你爸爸的吗？”

她说：“不知道。”

我说：“你没有打听过吗？”

她说：“打听做什么？”

我说：“你一直没有想过打听？”

她说：“没有。”

我说：“我知道是哪几个同学押送的。”

她不作声。

我说：“你想知道吗？”

她不作声。

我没有讲。

我没有告诉她是哪几个。

她如果说想知道的，我也许也不会说。

我如果告诉她是哪几个，她也一定不会说什么。

她的爸爸已经去世四十几年了，她还会说什么？

那时候她还小。那时候我们都小，只有十五六岁。

可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是会很凶狠的。你们那时很凶狠吗？

那两个派你们去押送的同学是很凶狠的。你们应当记得他们凶狠的样子。我记得！他们那时像个疯子。

这一件事情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当时我正站在不远处。

那是初夏，天刚刚黑的时候。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在不远处站着。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我出身不好，不可以参加红卫兵。我想干些什么，但是我什么都不可以干。那时候我是一个不被人看见的人，就像有一本美国小说里的黑人一样，因为他是黑人，所以没有人把他当人，没有人看见他。

但是我站在那儿看得见你们。

你们被班里的那两个红卫兵头头同学派去押送潘美萍的爸爸，把他送回原籍，他是一个小学校长，那两个头头同学说，他是逃亡地主，你们把他押送到乡下去！

那两个头头同学还让人在学校食堂买了馒头给你们，给你们在火车上吃。

我都看见的，听见的，不会忘记！

我是站在离校门不远的地方。头头同学也是在离校门不远的地方布置你们。你们知道我当时想什么吗？我想，啊，你们真开心，可以坐火车了！在火车上还有馒头吃！我喜欢坐火车，我也喜欢吃馒头。

我没有看见你们是什么时候走出校门的。

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押送潘美萍爸爸的。是去他的学校把他带走的？还是去他家带走的？对了，不可能是去家里带走的，因为如果是去家里，那么潘美萍一定知道是你们，可是她不知道。

我不明白，她爸爸的学校怎么不押送，怎么是头头同学让你们去押送，是她爸爸的学校让他们校长的女儿的同学去押送他们的校长的吗，还是你们红五类的头头同学知道了她的爸爸是逃亡地主，自告奋勇去押送？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你们告诉我押送的经过吧。

你们有没有把潘美萍的爸爸绑起来？

你们是坐61路汽车，换13路无轨电车到火车北站的吗？

你们的火车票有座位吗？你们让潘美萍的爸爸坐吗？

那时的火车没有空凋，火车上很热吧。

你们在火车上告诉别人，这个人是逃亡地主吗？

你们告诉别人，他是你们同学的爸爸吗？而且他的女儿是大队长。

你们一路上对他凶不凶？

有没有给他喝水？

我这样问你们的时候，我在流泪。

他是个校长，他是个父亲，在晃荡、拥挤的车厢里，他坐在你们对面，或是站着，会想些什么？

你们带着的馒头有没有给他也吃一个？

你们是应当给他吃一个的，给他喝一些水。

当你们的那列夜班火车在不停地往前驶去的时候，潘美萍的家里不知怎样？潘美萍一定记得那个夜晚。可是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你们把他带走了，火车把他带走了，那个家里，绝望成什么样！

这一切的情景，你们都还记得吗，想过没有？

你们无论如何应当记得，应当想想。

你们要回忆给自己听。有机会，经常讲给头头同学听。还应当讲给你们的孩子听。不要不讲。不要让它忘记。更不要假装忘记。那都很不好。

还应当描述他的神情，他的眼睛。他看着车窗外的黑夜吗？那是一种多么多么可怜的绝望呢？就是一点儿一点儿的希望也求助不到，心触不到，手碰不到。

你们看见他在想妻子和女儿吗？

他的女儿，我们的同学，大队长潘美萍。

那个坐在第四组第二排的女孩子。她穿过一件紫红的灯芯绒的衣服。她瘦瘦小小。下课的时候，总会去把黑板擦干净。她也会拉拉旁边的男生，让他上课别说话。她旁边的男生就是你们当中的一个！

他是你们当中的一个！

窗外全是黑的，绝望呀，他不是逃亡地主！他很小就到上海，上学，教书，成为父亲，成为校长，可是现在把他押送回乡。

谁也不知道你们当时想些什么。你们也可以说说当时在想些什么。你们都要很真实地说。我也想很真实地说，可是我当时不在。我不在火车上。我不是一个红五类。如果我是红五类，那两个头头同学也让我去押送，那么我肯定开心死。我会非常自豪。不过，也许，因为他是潘美萍的爸爸，所以我不会非常憎恶他。我不会对他凶。我也许会给他吃一个馒头，给他水喝。我会想起他的穿紫红灯芯绒衣服的女儿。我会想潘美萍在家里哭吗？我会想很多的。

后来火车到了。

那是一个很小的站。只有慢车才会停。天还没有完全亮。你们下了车。

你们没有问潘美萍的爸爸，应当怎么走。你们跟在他的后面。他很小就去上海了，但是他回过家乡。他认识乡下的路。他朝乡下的路走去。六月初夏的清晨，这条乡下的路上，四个红卫兵，押送着他们的同学的爸爸，把一个不是逃亡地主的校长送回他出生的地方，送到这里来受苦，然后让他死去。清晨的路上啊，只有这奇怪的押送，布谷鸟也在叫，路边的沟渠里流着山上下来的水，多好听的流水的细细的声音啊！四个红卫兵的心里都有些微微的喜悦呢！这是上海没有的声音。

这时，你们没有想到，一路上没有说过一句话的这位爸爸，他说了一句话：“我十三岁的时候，就是从这路上去上海读书的，也是在这火车站上火车。”

爸爸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哭了。

你们谁也没有说话。

那一刻，你们不凶狠。你们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你们只是押送。你们只有十五六岁。

走到村里的时候，鸡已经全部都在叫了。

它们总是照旧这样叫，一天开始的时候，是必须这样叫的。

但是它们不知道，一个上海孩子的爸爸，正走回到他的出生地来。一年以后，他就死了。

这天上午，你们离开大队部的时候，你们当中的萝卜头，把剩下的几个馒头给了潘校长，他说：“潘美萍爸爸，你留着吃吧。”然后，你们就走了。

萝卜头就是坐在潘美萍旁边的男生。

我是坐在潘美萍后面的位子上的。

这是我想讲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虽然有一点儿我想象的成分，可是这个故事还是真实的。放上一点儿想象，是因为我喜欢善良。

 

我也想听你们说说。说说你们的押送。你们说出来的，肯定比我说的精彩，因为你们在现场。这样也就等于押送了我们自己一次。

成长中的有些事情，是应当由自己押送着，去惩罚一下的。

 

 

创作谈

                            

    一九六六年，这好像是一个遥远的年代了。可是，它比三国演义那个年代遥远吗？比梁山好汉那个年代遥远吗？比鲁迅那个年代遥远吗？比它们近多了。所以，它那个年代的故事我们也是应该阅读的，应该知道一些，不要非等到很多年很多年以后再来阅读和聆听，因为很多年很多年以后，我们根本就不在这个世界了。那么也就是说，你在活着的时候，将读不到、听不到这个离你不遥远的年代的故事。可是我觉得应该读到，应该听到，所以我会写出来。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我中学班级里的确有几个同学把潘美萍的爸爸押送回乡。这一件事情是我在校门口听见的。后来我没有打听。我不知道任何的细节。但我知道从此潘美萍就沉默寡言了。潘美萍是大队长，她的爸爸是小学校长。这一件事情一直在我的记忆里搁着。我不知道他们押送的途中的事情。我用讯问他们的方式来叙述这个我不知道的过程。我这样讯问，也不完全是因为我不知道。写小说的人，很多事情其实他都不知道，但是他们可以假装知道，想象着知道。但是我没有假装。我的“讯问”也是我这一篇小说的“小说法”。小说的写法是可以发明的，可以创造，可以试验，写作，应当探索！探索，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天天要做的事情。其实，一个喜欢写作文的学生，也应当经常探索，把作文写得不一样，不一样，就是“前进”。我很喜欢前进。

我知道，一个小学生，中学生，他们喜欢阅读怎样的文学，听怎样的故事。可是，我也知道，一个小学生，中学生，他们也应当学会阅读和喜欢现在的口味之外的文学。一个优秀的现代人，口味应当丰富些。丰富的口味要从小积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