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实行高考自主命题的由来（转自吕型伟口述）
近日，关于京、津、沪、苏、淅2016继续保持高考自主命题的话题又引起广泛讨论，在此特转一篇1985年上海争取高考自主命题的经历文章，供大家参考吕型伟口述 上海争取高考自主权
2008-12-25 16:14:40 来源:易文网作者:曹景行
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上海教育局顾问的吕型伟“冒天下之大不韪”，率先对“全国一张卷”的高考制度提出质疑，在他的努力下，上海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走上了高考自主命题、自主招生的道路……
人物名片
吕型伟 1918年生于浙江省新昌县。1956年起任上海市教育局教研室主任，兼普教处处长和政教处处长等职，后调中央教科所任研究员。1966年回上海市教育局，任副局长、顾问。1988年离休。现任上海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中小学课程改革总顾问等职。
上海为何考了个“王老五”
解放初期，除了北大、清华等少数几所高校实行非实质性的联合招生外，全国绝大多数高校仍沿袭旧制，实行单独招生考试。招生的计划、条件和办法都由各校自行决定。1952年教育部明确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其余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至此，统一高考制度基本形成。这样，全国统一命题、各省市按招生名额划定录取分数线成了一种惯例。
解放前，我就在上海教书;解放后，担任上海市东中学的校长，后来又调到市教育局任教研室主任、普教处处长等职。我对全国统一高考发生疑问是从1959年开始的。那年的全国高考，福建最低录取分数线是全国最高的，位列第一名;上海排第五名。上海分管教育的市委书记说，上海条件这么好，怎么考了个“王老五”?他对这个名次很不满意，让我带一批校长去福建取经。
在福建考察之后，我发现，上海考大学的最低录取分数线之所以比兄弟省市低，是因为上海高中毕业生少而大学招收的名额多。录取比例高，录取分数线自然会低一些。另外，我也发现，不少地区学生的高分是靠加班加点、死记硬背考出来的。我到北大、清华进行了跟踪调查，发现上海学生的高考分数虽然不比其他学生高，但进入大学后的发展潜力绝不比别人差。上海的学生知识面广，活动能力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强，就是死记硬背的本事比不过人家。
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分管的市委书记听了我的汇报以后，也放心了。这次的学习和调查后，我一直在考虑教育成果如何评价才能公允，怎样才能对教育改革有利。这样一考量，思路很自然地集中到了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设置课程教材，要对现行的高考制度进行改革。
“蹲点”南师大附中教改
1964年春节，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对当时的教育现状进行了批评，认为学生负担过重，课多、书多，考试以学生为敌人，搞突然袭击，是摧残学生。这就是著名的“春节谈话”。我当时已被调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部要我带一个专家小组到基层去实践谈话精神，于是我带了一个三人小组到江苏省南师大附中去蹲点调查。那里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但又有争议的教育教学改革。我听了半年课，发现老师被晾在一旁的次数不少。同学们也没有异议，因为大家都已形成共识:老师也不是什么都懂。那是一种让学生充分展示个性、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
我们调查组一致认为南师大附中的改革是成功的。到了暑假，省教育厅副厅长召开了一个全省中学校长会议，介绍这所学校的教学改革情况。会议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没想到在接近尾声时，省委宣传部和教育厅的主要领导来到会场，全盘否定了南师大附中的改革经验。我则公开支持南师大附中的改革。
我让该校数学、物理、语文三门学科的教研组组长写了三篇介绍教学改革的文章，加上学校写的一篇，一并推荐给《人民教育》期刊。《人民教育》破例在同一期上登了这四篇同一所学校的文章，几乎是给南师大附中出了一期专刊。
这些经历，为我后来在全国倡导课程教材改革以及进一步提出改革高考制度打下了思想基础。
从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
1977年9月，教育部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提议，决定恢复中断十一年的高考。仓促之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采取了每省单独考试招生的方式，全国1000多万人涌进考场，27万余人被录取。
1978年，高校招生走向规范，又开始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时间。当时的工作重心是恢复和重建在“文革”中被中断和打乱的教育教学制度和秩序，课程教材改革和相应的考试制度改革还提不上议事日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的弊端重新显现了出来。
1978年冬，我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到法国访问。以后我接连去了日本、美国考察。国外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和技术拓宽了我的眼界和思路。我把课堂教学称为传播知识的第一渠道，将课堂教学以外的信息渠道称为第二渠道，提出二者应该并重。我于 1983年发表一篇题为《改革第一渠道，发展第二渠道，建立两个渠道并重的教学体系》的文章。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从上海市到教育部，不少教育界的领导公开表示反对。当时改革开放不久，被长期禁锢的思想一下子打开，有些同志一时难以适应，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又写了一篇《再论两个渠道》，寄到教育部的理论杂志《教育研究》去发表。主编拿到文章，不敢做主，请示了刊物主办单位中央教科所所长。所长看了后，不置可否，只是说:“老吕是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我也是副会长，我没有资格审查他的文章。”主编只得又将文章送给分管刊物的教育部副部长，副部长觉得文章没有错，但不便表态，就搪塞说:“发表文章是你主编的事，怎么来问我呢?我怎么能管得那么具体?”绕了一大圈，最后主编狠狠心:发!
文章一发表，立即引来一番争论。当时，全国中小学的课程教材是全国统一的，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学生念的是一本书，考的是一样的题，这叫做“一纲一本”，下面无权改动。其实，只要稍微考虑一下，问题就显而易见。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极不平衡。有的地区是“西欧水平”，有的还停留在“非洲水平”，用同样的课程和教材来教，又用同样的考题来选拔，显然是不科学的。
我当时担任全国教育部课程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在一次讨论全国课程教材的会上，我正式提出了“多纲多本”的主张，当场就有人反对。我坚持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最后达成妥协:搞“一纲多本”，即教育部制定统一大纲，在大纲指导下可以编多种教材。上海可以自己搞，自己编课程教材。当时赞同我观点的还有广东、浙江、四川等省的教育部门负责人，我们约定“先走一步”，各自进行试点。
但是，新的问题很快就来了。教材可以自己搞，但高考还是全国命题。如此，新教材怎么搞?搞了谁敢用?高考这根指挥棒实在太厉害了。一分之差，万人之下。事关前途命运，谁敢违背?要改革，就得从这根“指挥棒”改起。我开始琢磨，要想办法把高考的命题权拿过来。而后来，广东、浙江、四川的教材改革渐渐停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指挥棒”没有拿到。
智取高考自主权
我打定主意要去争取上海高考自主权。记得那是1984年秋天，我找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谈自己的想法。副市长沉思了一会说:“这太难了，历来没有这种事，教育部也不会同意的。”我说:“历来没有的可以创造，只要你答应，我就去争取。”我连续找了他多次，后来，他松口了:“你去争取争取看，教育部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试试。”
说来也巧，没过多久，当时的教育部主要领导和分管招生的副部长到上海来视察，我抓住这个机会，和分管副市长一起去拜访了他们。我们先汇报了上海的情况，暗示上海和其他省市情况不一样，接着把话题向中心引:“高考历来是全国一张试卷，高考命题也总是众口难调，教育部吃力不讨好。何不把权放下来，你们在上面监督，搞得好就表扬，搞不好就批评，那就非常主动了。”
教育部领导颇为疑惑，说:“这样做能行吗?”我说:“中国的一些省比欧洲的一个国家都大。欧洲有那么多国家，有那么多种考试制度，不也在各自招生吗?”部长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说那样搞要乱的。我又说:“现在各省的教育厅长都有经验，有能力，你可以制定几条原则，搞几个统一的政策，题目让下面出，有什么不好?”
就这样，经过反复解释，教育部领导被说服了。他表态:“上海可以试试，其余的地方不放。”我等的就是这句话，赶紧接过话题说:“那好，上海自己搞!”
没想到，事情并没有完。不久我去广东出差，等再回到上海，同事告诉我事情变卦了，教育部领导回到北京后改变了主意，不同意上海单独搞。大家建议我再去北京争取一下。
当时春节将近，我也顾不上过年，急忙赶到北京。我曾在教育部工作多年，熟人多，在那儿我了解到了实情。原来是分管高考的司长不同意，教育部领导答应我时本来就很勉强，被他一说就改变主意了。好在这位司长和我也很熟，曾经一起在五七干校劳动，我就直接去找他。最后，我和他订了个君子协定:“明天我去向部长汇报，你一起参加，但只带耳朵，不带嘴巴。我讲完了就等部长表态，部长不赞成，我也就算了。要是赞成了，你也不许讲话。”他想领导肯定不会同意，乐得做个人情，就同意了。
第二天，我再次向教育部领导汇报上海要求自主高考招生的想法。我讲完之后，部长抬头看看司长，希望他发表意见。这是个关键时刻，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心里很紧张。他坐在那里，憋了老半天，最终没有吭声。部长看他不吭声，就说:“这个事情本来是答应你们的，就是他不赞成。现在既然他不讲话，那你们就去搞吧。”
就这样，我们有惊无险地拿到了高考自主权。
设想正在变为现实
关于如何自主招生，我有一套设想。我的设想就是要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做法，注重对学生的全面考察，重视平时的考评。我想要把考察权更多地给中学校长，要求校长对每个学生德智体美劳各方面认真负责地写出考评。高校在招生时，要把这个考评结果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这就不是仅仅凭着一次考试来决定，而是由三年跟踪考试、跟踪调查、跟踪研究来决定。这种推荐招生办法是受到国外经验的启发形成的。
与自主高考招生相配套，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实行初中毕业后分流。按当时情况，初中毕业生40%进中专、职校，60%进普通高中。高中毕业时只要会考及格，都可以上大学。到了大学二年级再进行一次分流，一部分人上本科，一部分人上大专。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一考定终身”和“进大学难，出大学容易”的状况。这个比例可根据情况变化调整。
不过，这些设想在我手里都没有成为现实。因为在上海拿到自主高考招生权后不久我就离休了。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一些设想，在之后的上海高考招生改革和课程教材改革中变成了现实。
1985年，上海高考开始自主命题。
1987年，上海为学生减压，减少高考科目，实行“3+1”模式，即语文、数学、外语三门为各类学校的必考科目。招生学校再根据专业从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中任选一门考试。
2001年，“3+1”模式又被“3+X(+1)”所替代。“X”是“政、史、地、理、化、生”6门课的综合能力测试，以纠正学生偏科现象。
2006年，上海交大、复旦在全国率先启动“高等学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验”，考生通过学校自主举行的笔试及面试，可获得录取资格。高考成绩只作为参考依据。
2002年，上海获得高考独立命题权之后17年，北京也加入了高考自主命题的行列。至2006年高考，全国共有16个省市试行自主命题，占据全国半壁江山。“全国一张卷”的局面被彻底打破。
(摘自《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
某种程度来说，也算是素质教育的一种尝试。不过也有弊端，一旦难以统一量化，会有新的问题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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