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怎么改？谁家孩子上北大已经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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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12日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中美本科教育的第一个差异是价值观教育。

　　美国大学是在本科学院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中潜移默化地全方位实现美国的价值观教育，中国大学是在独立成体系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进行专门化的价值观教育，学生考完试后，很容易将背诵的内容忘得一干二净。

　　1948年，芝加哥大学在本科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中开设了一门课——《西方文明史》。学生必须通过阅读三卷本的教科书和九卷本的原始材料，参与课堂讨论以及高质量地完成论文写作等方式学习研究，否则他们无法通过难度很高的考试。因此，完成这门课程后，他们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以及贯穿其中的价值观，在头脑中会留下深深的烙印。另外一门于同年开设的核心课程是《美国政策的形成》。本科学院院长F·钱皮恩·沃德认为，“在这些在一起学习和思考的讨论过程中，最后学生不仅要‘知道’那些他必须知道的事实，同时，他还要学会自己去分析问题和形成自己的判断。课程要引导学生去相信或是怀疑。教师不仅要让学生懂得美国政策的过去，而且要让他们形成公开讨论的习惯，形成独立的判断，能够领导美国未来的政策。”

　　中美本科教育的第二个差异是重视方式。

　　和美国顶尖大学相比，我们重视本科教育教学的方式比较单一。强调教授——特别是院士和大牌教授给本科生上课。这个“进步”显得何其荒唐！一个不给学生上课的人，还有必要称之为教授吗？

　　相比之下，美国顶尖大学一旦确立了本科生教学的核心地位，就没有动摇过。比如，芝加哥大学是世界上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之一——拥有8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但教学是它的核心使命。教师如果不上课或者课上得不好，就没有地位。那些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往往在学校重大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力。再比如，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全美最顶尖的艺术院校之一——没有将学校搬迁到市政府免费提供的风景优美的郊区而宁愿待在拥挤的市中心。原因是作为艺术院校，学生必须要接触真实的艺术世界，他们要通过逛街，随时了解当下的流行趋势和时尚元素，激发出创作灵感。郊区风景虽美，但不符合他们的教育教学要求。

　　中美本科教育的第三个差异是对本科招生的重视程度和对培养质量的监控。

　　美国所有的顶尖大学，无不对本科招生工作高度重视，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一般来说，大学里纯粹从事招生的工作人员有40～50人，少的也有20多人。招生办公室每年要处理来自全球的3.6万多份申请材料，每一份申请都经过严格审读，确保最终获得通过的学生是最适合斯坦福大学培养的学生。此外，美国顶尖大学对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监控非常严格。比如，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里专门设置了一个机构——院校研究处负责对本科生培养质量进行调研和分析；再比如，芝加哥大学在上个世纪30年代建立了著名的“综合考试”制度，学生不仅要在入学时参加这一考试，通过后才能入学，而且在毕业前还要参加这一考试，通过后才能获得学士学位。当然，最为人所熟知的是美国顶尖大学在本科培养过程中的高淘汰率。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的淘汰率居然达到了30%。

　　相比之下，依赖单一的高考成绩录取，中国大学已经逐步蜕化甚至丧失了识别人才的基本能力。

　　正如芝加哥大学本科学院院长John W.Boyer所说：“对于本科人才培养来说，没有一条轻松便捷的道路。”真正高质量的本科教育是极为困难的，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这是更为根本性的制约。最近十多年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在本科通识教育上进行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探索。然而，外表是容易学的，但里面那些看不见的真东西却只能依靠自己一点一点来摸索和研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来不得半点虚假，也没有任何捷径可走。（秦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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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之见
美国本科的通识教育很没用的。小孩出了5万一年的学费，学了一大堆没有用的libert art。晚上开party,背了一身债，出来找不到工作。
就像美国的12年小学初中不择校教育一样失败。
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改革了。
大学排名不再比谁的体育场大，学生宿舍大，而要比学生负债率，读完的比率，毕业几年的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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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刊》：美国大学通识教育何去何从

导读：美国大学生知识贫乏现状堪忧，调查称一半大学生不清楚宪法确立了分权原则、大半不知道国会任期有多长。”　　那么为何不让美国多元化的高等教育联合起来，减轻毕业生走向社会时应掌握多少通识知识的担忧。

　　导读：美国大学生知识贫乏现状堪忧，调查称一半大学生不清楚宪法确立了分权原则、大半不知道国会任期有多长。在9月20日召开的“时代周刊教育峰会”上，通识教育、建立大学评级体系、实行CLA+毕业考试衡量大学生学业进步成果成为与会热点，最新一期《时代周刊》系列封面文章对之进行了详细报道。

　　去年GfK Roper受美国校董和校友会(American Council of Trustees and Alumni)委托进行的调查显示，差不多一半的大学生不知道美国宪法确立了分权原则，43%不知道约翰-罗伯特是现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62%不知道国会参众两院任期。

　　美国的高等教育费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贵——然而要求却降低。Richard Arum和Josipa Roksa撰写的《学海漂泊》(Academically Adrift，2011年出版)指出，1961年美国全日制大学生每周40小时用于学业，到2003年降至27小时。即使这27个小时的应用也不是那么高效，36%的毕业生大学四年在知识方面未取得任何重大进展，《高等教育纪事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美国公共媒体(American Public Media)旗下《市场报道》(Marketplace)收集的数据显示，一半雇主在最近毕业的大学生中难以找到合格的应聘者。人们对大学各有各的期待。比尔-盖茨担心工程和科学专业毕业生缺乏，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苦恼人文科学的命运。

　　大学学费攀升、毕业生与劳动力市场的要求有差距、人文科学发展环境不利成为高等教育争论的热门话题。诚然，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大学生们对大学生活满意，精英型学院蓬勃发展，美国研究型大学世所瞩目，大学文凭仍是有文化与高收入的主要敲门砖。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的失望如此普遍，以至于高等教育本身几乎形成了一门学科或至少被视为一场大学运动。

　　随着2017届新生进入大学和2025届未来大学生的父母考虑上大学的费用和好处，很多父母、雇主、学界人士和校友今秋感到痛心疾首。“高等教育正面临真切的效果危机，”对传统核心课程和研究生评估测试提供支持的美国校董和校友会政策副总裁Michael Poliakoff说道。在9月20日召开的“时代周刊高等教育峰会”上，教育部长邓肯(Arne Duncan)要求大学实行评级体系以增强高等教育的责任心——可将毕业生的赚钱能力当作一个评级因素。

　　为培养具有批判思维和创新能力的新世纪美国公民，美国教育部以及哈佛大学等名校按照大学招生要求制定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所有学科应满足的“统一核心教育”(Common Core)教学大纲。正当各州贯彻这一标准之际，大学通识教育或俗称“核心课程”这一老话题又热了起来。问题在于是否应该读过某些书籍、应该掌握某些知识才能被视为真正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或至少被视为真正的大学毕业生。

　　传统派(支持通识教育)与很多学院派(愿意教授更专业的课程，给学生更多自由决定所学课程)争论的核心乃关于大学目的两种不同回答的争论。有人坚持认为，关键在于对“每位大学毕业生应该知道什么？”的回答——将来再做调查时知道约翰-罗伯特的大学生也许就比知道Lady Gaga的多了。另外一些人则问“每位大学毕业生应该在如何做方面知道什么？”

　　即便在人文科学领域当代流行的观点也是强调积极行动：积极思考、积极表达、为终身学习积极准备。探讨文本或问题、归纳数据和论点、自我表达取代了对一般知识的获取。

　　须知我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无论公立或私立的好大学，学生父母、托管人、校友大多数教职工似乎对它们的本科课程一直感到不安。课程开设成为问题最近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教育部长本尼特(Bill Bennett)力主重新加强人文科学，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鲁姆(Allan Bloom)出版《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这部畅销书指出，名著如果不是完全被大学忽略，至少已被大学边缘化。

　　当年的争论反映了里根时代美国右转趋势的背景。推动当今核心课程标准争论的是美国引领全球化经济的宏伟目标及对大学生们不堪重任的焦虑。美国如何消除这些担心、培养一代能够创造财富和就业的毕业生呢？这个问题推动奥巴马政府建立大学评级体系，但目前尚未进展。

　　从1636年哈佛大学建立到南北战争，美国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为培养虔诚、博学的有前途绅士。正如文学评论家、哈佛大学英语教授梅兰德(Louis Menand)所说，美国人是在相对较近的时间才开始想象大学应该怎么样。1862年《莫里尔法案》通过后产生了大批接受土地赠予的大学，增加了普通人上大学的机会。梅兰德和其他大学课程史学家指出，1869年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创造了学士学位系继续接受专业教育关键凭证的惯例，其影响波及其它美国大学。欧洲伟大的研究型大学也在19世纪崛起；德国的学者型教师模式传到美国，教师在进行自己学术研究的同时还教授本科课程。

　　大学生毕业生应拥有广博的知识这一观点是“现代大学最现代性之处”(梅兰德语)。只是在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哥伦比亚大学才开设“当代文明”(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通识教育课程。通过阅读经典著作——从《理想国》到《君主论》到《独立宣言》，辅以《圣经》、埃德蒙-伯克的著作——并在人类社会持久话题的背景下予以讨论，每一个学生都不得不与形成美国主流思想的观念打交道。对通识教育的推崇体现了将移民儿童与美国文化同化的社会与文化要求。芝加哥大学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采取了与哥伦比亚大学类似的办法，所设课程不要求死记硬背，而集中于阅读和读后讨论。这些课程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对全体学生的要求，使得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与众不同。

　　《1945年哈佛大学报告》不仅为精英学生而且为崛起的中产阶级提供了共同文化基础。比如，报告要求学生们阅读经典名著。然而几十年后，大学生必须了解一定知识体系或必须阅读一长串著作的前提受到文化界和学界的批评。谁来规定什么是名著？为何不让教师决定教什么和学生决定学什么？

　　反对通识教育课程有着多种文化原因。比如，教师通常不喜欢被人指点应该做什么。最不易辩驳的理由是，自由选择学习道路将触动一个人的好奇心、增强实验热情。范德比尔特大学之类的大学从两个方面调整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通识教育方式。首先，学生们选择“既能提供基础知识、又能培养创造性思维”[泽鲍斯(Nicholas Zeppos)校长语]的专项课程。另言之，范德比尔特大学鼓励更多学生在选择如何构建知识基础时自我成长与冒险，而不是强制规定一系列通识课程。范德比尔特大学要求本科生达到选课的分布要求，在包括人文、创造性艺术、美国历史与文化、国际文化等广泛领域选课。“这样我们的办法便能实现更多探索和冒险”，泽鲍斯校长如是说。

　　不仅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变化迅速而明显，知识本身也在变化。阿波马托克斯投降永远发生在1865年4月，但对南北战争起因、过程和后果的理解可以转变。通过多问学生某事为何发生而不是何时发生，主流学术文化更加强调发展学生解释问题的能力。不过一些人对此提出了合理质疑。“名牌大学大部分学生底子好，即使不进行通识教育他们也会学得很好，但对学生整体而言并非如此，”Poliakoff说道。“通识教育确保每一名学生掌握成功所需的技能。”

　　《华尔街日报》的A1版通常刊登影响美国中产阶级的新闻。8月份的一项报道题为“你做好大学毕业SAT考试的准备了吗？”，副标题为“雇主说他们不相信毕业生的GPA”。报道介绍了即将面世的SAT式评价测试，测试目的是弃用GPA，判断毕业生对雇主的真正价值。

　　这项名为“大学学习评估测验”(CLA+)的自愿测试由纽约市非营利组织Council for Aid to Education开发，将在大约200所大学和学院展开，通过考察批判性思维来衡量毕业生的学习成绩。“进行毕业考试这一做法很好，因为它为机构和个人提供了大学生所取得的学业成就的量化指标，”Poliakoff说。不过虽然CLA+之类的评估有助于雇主决定招聘哪些毕业生，但有人认为学生和家长在选择大学方面需要更多信息。邓肯在这次时代周刊教育峰会上表示，奥巴马政府设想的大学评级体系将考虑诸多指标，比如毕业率、毕业收入和毕业生的学生贷款。邓肯说，根本问题在于“多少学生在不负担太多贷款的前提下以合理成本毕业并在他们选择的领域就业”。

　　说得对，但这些测试无一涉及通识。你不必非要知道爱因斯坦，不必解释股票和债券的区别。批评CLA+的人表示，那些吸引入学成绩高的大学或将受到打击，因为它们的学生毕业时CLA+分数也是一样高，从而说明没有取得学业进步。其他人对采用统一测试的想法提出更根本的质疑。教育政策研究所(Education Policy Institute)所长Watson Scott Swail表示：“CLA+对各种不同大学的毕业生进行衡量比较，我认为这在技术上不可行，因为高等教育体系是如此的千差万别。”

　　那么为何不让美国多元化的高等教育联合起来，减轻毕业生走向社会时应掌握多少通识知识的担忧。为何不尊重各大学的独立性，鼓励各大学把考察通识知识的综合性考试作为毕业的一个条件。要求各系科提出每一位毕业生(无论哪种专业)都应该能够回答的一定数量的问题。出一些能够检测学生分析和推理能力的问答题，即需要发挥创造性的问题。

　　诚然，各系科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了解什么化学知识、中文知识为当的讨论将漫长而充满忧虑。不过好处在于这类讨论很有启发性，可以迫使学界关注基本原则，而对基本原则的探讨在任何领域几乎都是一种有益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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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教育陷入危机！大学毕业一身债

人人都劝勉青少年，取得大学文凭是迈向成功的最佳途径。但是，残酷的现实显示，今日的美国大学毕业生情况很惨，不仅难以找到待遇好的工作，很多人毕业即失业，更背上几乎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务。

富布斯杂志网站(forbes.com)指出，如果大学和决策者不能解决这个日益升高的高等教育危机，后果不仅要拼命赚钱的大学毕业生承担，所有美国人都将受到连累。

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债务数字相当惊人。愈来愈多的学生背上巨债，而大学学费每年都在继续上涨。还债的压力在离校数十年后还纠缠著毕业生。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2008年，四年制大学的毕业生有十分之一背负著超过4万美元的债务，三分之二的大学毕业生(67)欠下学生贷款债务，平均债务为2万3200美元。各大学表示，全美每个大学生的平均债务每年增加大约6。

活生生的例子更令人咋舌。且以俄亥俄州的塔玛拉·芮斯为例。她选择每年开销为2万3000美元的私立大学就读，然后再到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深造，勤奋读书、努力参加课外活动，希望将来出人头地。结果现年30岁的她面对高达7万美元的研究生贷款债务，外加3万美元大学时期的贷款债务。尽管她努力多打几份工，仍只能勉强付出每月600元至900元的偿还额(视利率而定)。加上她的丈夫上医学院背负的25万美元债务，这对夫妇目前不可能买得起房子，现在又添了一个宝宝。芮斯估计，等她全部偿清债务时，她的五个月大的儿子届时应已26岁。

芮斯说，大学时代是她的黄金时代，但每逢有义工问她是否愿意捐款给母校时，她只能回答:「我还在还债，我愿意捐款，但请在25年到30年后再打电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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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之殇—大学通识教育式微 (2012-10-01 22:34:07)转载▼标签： 班科美国博雅教育芝加哥大学杂谈 分类： 休闲  
“博雅学艺”指的是这样一种大学教育：专心固守西方文学、哲学与历史。职业教育和博雅教育之间天平越来越向职业教育一端倾斜。博雅式微，高等教育成了仕途经济敲门砖。“博雅之学”看似无用，其中的意义又有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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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问欧文·克里斯托尔对文化论战有何看法，据说后者回答：“干戈已定，”他又加上一句，“我们输了。”如果克里斯托尔是对的，那么关于博雅学艺的战斗很可能就是这场战争的决战之一，而这场仗我们同样输掉了。（Liberal arts，也作通识或素质教育，参考新近研究译为博雅学艺。）



拉斐尔的《雅典学园》

就其宽泛的定义而言， “博雅学艺”指的是这样一种大学教育：专心固守西方文学、哲学与历史，同时科学、数学与外语占有一席之地，却不喧宾夺主；随着时代演进，有的情况下也涵盖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博雅学艺一直与更专业化的教育——通常是指职业训练——划清界限。对古希腊人而言，博雅学艺是身为自由人必须研读的学问。他们认为，一个自由人若要保有自由，必须深知过去最出色的思想，从而在内心培养出深沉的智识与批判的精神，有了这两者，才能在当下过一种见识广博并合乎理性的生活。

有许多年头，博雅学艺一直是我的第二宗教。诸学之博雅，使我顶礼膜拜，诸艺之显要，我坚信不疑。为维护博雅学艺，我不断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庸人们（philistines）抗争，正如当年参孙抗击非利士人（Philistines）一般——只不过我从未搬倒过一根柱子，没掉过一根头发。然而抗争至今，我必须面对现实：捍卫博雅学艺越来越难了。诸学之博雅已大大不同于以往，诸艺之显要也饱受质疑，今天的博雅学艺不过在苟延残喘，在这种情况下，为其辩护似乎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苦差。

高等教育的“灵魂”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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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学艺盛名不再，这不过是美国高等教育总危机的一部分。该危机肇始于美国经济。大量美国人进入大学，然而几乎有三分之一从未完成学业——有趣的是，顺利毕业的人中女性多于男性。随着近年来经济衰退，大学收到的捐赠减少，联邦与州的拨款都出现下滑，因此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院校，学费都不得不上涨。高等教育领域的通货膨胀之烈，超过其它任何一个公共领域。到处可以听到人们对私立大学收取高额学费的满腹牢骚——经常高达每年5万或5.5万美元。许多学生在离校时都身负巨额学生贷款债务，不论比信用卡帐还是购车贷款都高出一截。由于传统文理学院的费用高昂，大多数年轻人通常进了这样或那样的走读大学以接受职业培训。
尽管美国人都知道拥有大学学位的人收入将远远超出那些没有学位的人，尽管我们一再听说两者终生收入差距几乎高达一百万美元，然而大学毕业生们发现如今更难找到一份体面工作。人们开始怀疑花过多的钱读大学是否值得。高等教育会不会步科技股和房地产的后尘，成为下一个破灭的泡沫？

《大学：前世、今生与彼岸》（College: What It Was, Is, and Should Be）一书梳理了美国高等教育陷入危机的大量证据。该书作者安德鲁·德尔班科曾为赫尔曼·梅尔维尔作传，其本人曾于哈佛本科期间研读博雅学艺，如今也在哥伦比亚 大学教授相关课程，可说是一名坚定不移的博雅学艺捍卫者。博雅学艺日益式微的现状使他忧心忡忡。目前美国有一千八百万人就读于各种本科高等教育机构，然而其中只有不到十万名进入专授博雅学艺的文理学院求学。

与此同时，尽管学费愈加高企，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申请进入为数不多的顶尖文理学院：包括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杜克、芝加哥大学及其它寥寥几所。由于经济、社会和势利之风，人们狂热地想要踏进这些学院的大门，因而催生了一种考试文化——至少在富家子女当中是如此，他们从学前班开始接受没完没了的应试训练，以便将来进入明星小学、中学、大学，并最终迈入专业研究生院。德尔班科教授声讨了这条坦途所隐含的经济不平等，他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安排将导致“如今低收入家庭的聪明孩子面临的（进入顶尖学院）的障碍，比一度甚嚣尘上的公开排他性教育门槛潜藏更深、为祸尤烈。”

尽管今天的学生有家教助阵并久经“考”验，但他们真的就比前几代人更出色吗？完全不清楚。有些几乎从摇篮就开始为战胜SAT及其它测验拦路虎而接受特训的幸运儿，也许更能考出好成绩，但是不是他们就拥有更佳的学习能力和智识理解力呢？大有可疑。这些孩子在父母热望的驱迫下形成了一个绩优生社会。德尔班科引用持相同观点的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的表述，认为这个社会几乎可看作一种反乌托邦，其中充斥着满怀空洞的雄心壮志、个个上足发条的青年男女。“我们真的想让这些人来治理国家吗？”德尔班科问道。不幸的是，治国的正是他们。不止我一个人注意到，我国的国家级烂人中有不少是哈佛与耶鲁法学院出身——想知道名字的话可以问我。

从一所顶尖大学毕业依然意味着无数机会的大门向你敞开，但越来越少的人相信大学毕业生必定比没有大学文凭的人聪明得多得多。学习的标准降低，学时缩短，关于众多大学毕业生写作能力低下或基本知识概念掌握不足的报道也纷纷涌现，似乎上过大学越来越与个人智商无关。

德尔班科在脚注中引用的一众研究声称，大学生作弊、酗酒和抑郁的情形日益严重。在《学园浪子》一书中，理查德·阿郎与约瑟帕·洛斯卡主张，大多数大学生在本科阶段批判性思维与复杂论证能力的提高不说几近于零，也是收效甚微。在《高等教育纪事报》上一篇基于该书的文章中，阿郎和洛斯卡写道：

尽管父母们多少对越来越高的费用感到恼火，仍希望大学提供一个安全的港湾，在那里孩子们能成熟起来，迈向独立，并获得一张能帮他们在成人世界获得成功的文凭。普通大学生都享受着丰富多彩的、社交与求学并重的大学生活，而且不用学得累死累活就能拿高分。大学教员们盼着能挤出时间专研学术，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专业领域。学校管理者受命把大量精力用于改善外部高校排名及财政效益。主管拨款的政府部门首要关心的是前沿科学知识的发展……在这个体制中，尽管许多人重视学生保有率和最终毕业率，但没有哪一方是把培养本科生的学术水平看成头等大事的。

有见识的雇主们倾向于认为这些大学毕业生可能更循规蹈矩，因此比那些没有大学学位的人更靠得住。保罗·古德曼，一位被人遗忘已久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心灵导师，曾经声称从大学毕业实际上意味着不择手段追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成功。他认为，一个人谋求大学学位，实际上是在说，我也要玩这个游戏，拉我一把吧，我想当玩家想得发疯。整个勾当都没教育什么事儿。

这并不是说，高等教育各方面的水准都堕落了。可以说理工科依然保持了高标准，有些方面得益于计算机技术可能还增进不少。某些较新的学术领域兴盛时间尚短，还不到迷失方向的时候，这里主要是指计算机科学。医学和法律教育可能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传统面貌。看来主要是在博雅学艺方面，各门学科的标准下滑得最彻底、最厉害。

早在十九世纪，《爱丁堡评论》的创办者之一西德尼·史密斯曾评论道，如果我们在厨艺上取得的进展等同于教育事业的进步，那么我们可能依旧停留在用手掬汤喝的时代。除了取消体罚和普及受教育权外，我们不能确定这几个世纪以来教育事业是否真的经历了长足进步。时至今日，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对教育“升级换代”抱有极大热忱。举例而言，斯坦福大学的两名教师把《人工智能》一课挂到网上，从世界各地吸引了十六万名学生听课。然而，科学追求唯一正确的答案，更容易通过教室以外的途径传授，网络课程也比人文学科更见成效，相形之下，人文学科研究的问题对应着多个答案，而且几乎没有一个是永远正确的。《华盛顿月刊》的五、六月刊上有一版名为《学校改革新浪潮》的专题，用编辑的话来说，这一浪潮的目标是“增进学生的批判性独立思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新环境下运用知识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高效沟通能力”。学校改革浪潮面临的问题是，每一波浪潮都出人意料地使积年沉滓泛起，更多问题浮现，因此需要下一波改革掩盖弥补。

事实是我们依旧不知道如何评估教学——除基础教育学科以外，靠学生考试成绩进行评判是不大靠谱的——我们依旧对师生之间名为学习的互动的本质一无所知。在本科生教育中，囿于成绩通胀与课程设置政治化，我们甚或已多少出现了倒退。

职业教育和博雅教育之间的分野发端于十九世纪美国各州立大学问世之时，如今天平越来越向职业教育一端倾斜。用德尔班科的话来说，甚至在博雅学艺内部，越来越多的学生“从‘无用’ 的学科逃往‘有销路’的学科，如经济学”，他们希望能从中获得有用的敲门砖，指望借此获得未来雇主的青睐。

德尔班科重提马克斯·韦伯对“灵魂拯救”与“技能习得”两类教育的区分。博雅学艺的任务是促成学习者的某种全面发展，用德尔班科的话来说，博雅学艺是“一道针对功利价值观的防线”，其作用——或至少是其要旨——在于灵魂得救。投身于博雅学艺的学生是否真正获得了灵魂上的拯救，尚需质疑与讨论，但毫无疑义的是，今天博雅学艺已无意于实现其首要任务。这一任务用德尔班科的话说，即在“进行某种严肃的自省”的同时“获致恒久不变的好奇与谦虚之心”。正如他引用红衣主教约翰·亨利·纽曼所说，自由的博雅教育“意味着对我们的心智天性有所作为，意味着人格之形成。”

德尔班科警告说，我们不应当假想高等教育曾有过几近完美的伊甸园黄金时代。他再正确不过了。旧时博雅教育中很多内容是枯燥无味的。教书这门行当，就像牧师和心理医生一样，需要超常的使命感和天分，这些品质看来是我等凡人多半难以拥有的。然而确实有过这么一个时代，博雅学艺在世上获得的尊重远胜当今。博雅学艺地位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德尔班科并未直接提到，那就是许多教师自己也不再对这类学科抱有信仰，这一现状在当下愈加突出。

芝大求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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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JOSEPH EPSTEIN我之前曾提到过，博雅学艺以求善为要旨，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我的第二宗教。这里我加上一句：直到上了大学我才第一次听说这类学科。
即将高中毕业那阵，我是个好脾气的中差生，成绩勉强排在班里倒数四分之一略强，从未上过大学的父亲告诉我，如果我想上大学他会替我付钱，但他鼓励我想清楚上大学会不会使我虚掷光阴。他自己的想法是，我将成为一个超牛的推销员，鉴于他自己就是超牛的成功推销员，这真是莫大的赞赏。我回避了他的建议，倒不是因为不合理，而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才十八岁，还不够格走上社会工作。

那会儿伊利诺伊大学还是一所免试入学高校，至少对本州居民是如此。只要你住在伊利诺伊州，不管你在高中的成绩有多糟，伊利诺伊大学必须录取你。该校的许多学生因为不及格遭到退学，在从芝加哥到香槟-厄巴纳的火车上，我穿一双白色麂皮鞋，读着《麦田守望者》，心里却充斥着对同样遭到退学命运的莫大恐惧。

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来自日益兴盛的下层中产阶级犹太家庭的男孩，他们都进了伊利诺伊大学主修商科。“商科”一词响当当，亮堂堂，听上去很美。但商科的必修课让我深感乏味，乏味得心脏都漏跳了一两拍：会计、经济、营销、广告，还有公司财务，或称“公财”，听在我耳里像极了一道后果可疑的海鲜。在我眼中，自己拙劣的书法和混乱的思绪是两大要命的罩门，因此对会计一科尤为紧张。难道除了商科我就不能学点别的什么吗？那会儿一个兄弟会的伙计正拉我入会，他向我推荐博雅学艺。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博雅学艺”一词。一开始我只想到，这意味着不用学会计了。

在伊利诺伊大学第一年，我的绩点刚刚过B。我全靠死记硬背得分：生物分类学、法语不规则动词及词汇、十七世纪诗歌。在一门叫做修辞学101的课堂上，我还发现自己有写散文的小聪明，考虑到我从不使用任何比句号和逗号更微妙的标点符号，这点小聪明显得格外非同凡响。

在小胜一把之后，我觉得自己够格进入一所更不寻常的高校了，便于大一下半学期申请转入芝加哥大学。几年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在人口统计学上属于大萧条中期至结束前出生的人群，我们的人数如此稀少，申请大学时很占便宜，各所大学想录取我们的心情和我们想上大学的渴望一样强烈。一句话，如果这种事发生在现在，他们肯定不会接受我的申请，但当年芝加哥大学还是录取了我。接下来，我在芝大度过了自己正统教育的最后三年。

芝加哥大学以拥有大师授课而闻名于世，但我不知怎地居然都没碰上。我从来没上过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施瓦布、诺曼·麦克林、大卫·格瑞尼或爱德华·希尔斯的课。（当然，大师就像大众情人一样，人们的评价有可能言过其实。我这辈子后来遇见过几位公认为大师的人物，却发现他们外表自命不凡，内里愚不可及。长年累月对着小孩说话，他们的脑子给宠坏了。）我听过当时名噪一时的大卫·雷斯曼的讲座，在当年的我眼中他颇具谦谦君子之风，令人难以忘怀。我上过几节由《观念带来后果》一书作者理查德·威福讲授的课，但丝毫未获启发。还是来自中欧的老师——也即希特勒送给美国的大礼——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比起我遇见的本国出生的老师们，他们看似学养更加深厚，况且当年的我还看不出一口英国腔之下有时也会潜藏着平庸的思想。

我选过莫顿·道文·扎布尔的一门课，他的朋友包括哈丽特·蒙罗、玛丽安·摩尔和艾德蒙·威尔逊。尽管扎布尔称不上大师，他的谈吐散发出一种令人难忘的气场，让我窥见何谓在广阔的世界中文学地栖居。我还选了诗人兼批评家艾尔达·奥尔森的暑期课程，他似乎永远叼着一支烟灰颤巍巍积得老长的香烟，并在读完一段《荒原》后以如下的话作结：“写得真美。可惜我一个字儿都信不过。”

说起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又是另一回事了。德尔班科在他的书里为小班授课辩护，提到一种他称之为“横向学习”的概念，即大学生在课堂上学习其他同学的长处。这点上他援引了卡迪纳尔·纽曼和约翰·杜威的观点，并直接引用纳撒尼尔·霍桑的话：

一个人与不同于自己的他人常伴左右，他的伙伴对他热切追求的一切不甚关心，他必须走出自我才能充分欣赏对方的能力及其关注的领域，因此一旦培养起与异己者为伍的习惯，将对这个人自身道德和心智的健全大有裨益。

我在芝大的本科同学很多是纽约人，其他有些人则来自书香门第。他们好像从十一岁起就一直在读《国家》和《新共和》杂志。他们的家庭在晚餐桌上会围绕着托洛茨基争论不休。有几位同学真拿自己当精神分析对象，坦诚得过了头。我还记得在史威夫特堂的圆桌上，邻座的一名女孩大谈特谈自己的月经体验，并牵扯到一场关于特里布罗恩岛土著月经的讨论。

有些芝大学生博览群书的程度令人难忘。有天早上，在艾尔达·奥尔森的现代诗歌课上，奥尔森起头引用波德莱尔的诗句（我的同胞，——我的兄弟！），我的邻座玛莎·西尔弗曼立即加入，用法语齐声相和，两人将这首诗一直吟诵至末尾。那一刻，我再度产生了自己也许该去捷飞络洗车店找份工作的感觉。

“我总是在所有公开或私下的讨论及练习中名列第一，不仅老师们能为我作证，同班同学们印制的贺词和颂歌也可资证明。”莱布尼兹曾这样描述他自己的学习成绩。把他的自白逐句倒转来看，你就能对我在芝大的课堂表现了解得一清二楚。在芝大没有一个老师曾暗示过我有任何才智天分。理所当然他们不会这么想，因为我甚至是在独处时也从未显露出丝毫天分。我从没得过“A”。我写不出才华横溢的论文。我总是考得一团糟。在课堂上我的反应也不敏捷。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悟出这个道理：95%的教育都基于学生的快速反应，然而反应敏捷度实则无关教育宏旨，只有政客、急诊室医生、出庭律师和推销员才需要作出快速反应。严肃的脑力劳动需要缓慢的、通常是殚精竭虑的思考，时常经由错误的路径到达正确的终点——如果研究者有幸能坚持到最后的话。现代教育体制本质上是一套考试体系，其一大特征是极大程度上纯粹以训练反应速度为纲。写下雅典衰落的六大原因，出现文艺复兴的八大理由，法国大革命的十二点重大意义。二十分钟后交卷。

在芝加哥大学的日子里，我读了许多书，没有一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那些年我们学院不允许课程里出现二、三流作家的著作。库尔特·冯内古特、托妮·莫里森、杰克·凯鲁亚克、艾德丽安·里奇或当年与他们齐名的作家都远远达不到门槛。我们不用教材。你不会读到“卡尔·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你读的就是该死的马克思原著。你得这样想才上道：读大学的时间是有限的，决不能花在非一流著作上，也不能用来学习经过二手加工的材料（比如教材）。

芝大也没提供任何“好过”的专业或“送分”课。记得大学最后一年，我想在挤得满满的课表里塞进这样一门“送分”课，便选择了“希腊哲学史”。我想这门课能难到哪去呢？背几个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概念（泰利斯这样说，赫拉克利特那样说），记住几个日期，仅此而已。头一天上课，老师是个名叫华纳·阿姆斯·维克的精瘦的小个子男人，他宣称古希腊哲学史压根就不存在，因此这个学季我们将只读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

我读过的书还记得多少？任何一个十九、二十岁男孩在荷尔蒙的驱使下，成天有许多毫不相干的事要做，他能记住多少严肃的智识呢？仅仅由于阅读经验的浅薄，他还要再读多少书才能碰到旁征博引这一境界的边呢？我确切记得的是在阅读柏拉图和修昔底德时感受到的智力兴奋，我还记得在翻阅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读到他接连抛出令人目眩的假设，我几乎明显感到一种全身心的愉悦。我也能回忆起在读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时，那种突如其来的、短暂却真心实意的沮丧情绪。

芝加哥大学本科课程设置所蕴含的理念颇具阿诺德之风，旨在向学生们介绍西方思想的精华，只不过时间上缩短为本科四年。这幅宏图中并不包括对某一术业的深造。至少我从未觉得自己曾在哪门课上精通了哪门学科，甚至也不觉得掌握了哪本书的内容。我从学院获得的是阅读严肃著作的信心，同时还确实学到一点：要自称真正读懂了经典著作，我必须重读原著，有些时候有些作品更要再三阅读。

我在芝加哥大学一直不过是一个小角色，与其说是学生，不如说是一名观光客。但1959年毕业的我与1956年进校时相比已经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人。其间发生了什么呢？经过芝大这几年，我能够跳出命运似曾为我划下的窠臼，并思考人生的其它可能性。我不再为从小到大由社会界定的身份所困——犹太人、中产阶级、来自中西部——反之我更感激它们对我成长的重大意义。即使未曾看得分明，我也隐约看到了那些更高深的事物，而且憧憬着能更深入地了解它们。

我经常想，如果没有进芝加哥大学，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我猜也许会更加富有。但读过了那么些书，我已经几乎不可能集中精力去经营种种发财之道，这辈子都不可能。要不是在芝大度过的岁月，或许我不会对这个世界的诸般制度及其操作者们如此吹毛求疵；我甚至自己都可能成为体制操纵者的一员。在芝大这些年，我变成了一个每日三省吾身的人，如果我不那么内省就好了，谁知道呢，我也许会更加幸福——没人认为时时反省的人生会充满了欢笑。然而我绝不会放弃这三年的奇特经历，给什么都不换。

结果证明，比起当学生，我更善于做一名老师。事实上，在西北大学英文系三十年任教期即将结束那会，我总是喜欢这么说：教书比求学更能予人教益。如果一个老师不希望学生们感到无聊乏味，也不想在讲台上丢脸，他就会尽全力发展出一套明白晓畅、引人入胜的讲课艺术，培养起严谨治学的习惯。然后再加上点运气，他的教学生涯才有可能走上正轨。

然而在教了三十年书之后，我依然不能确定自己在课堂上讲授的东西能否深入人心，或者就算深入人心，我也讲不清是什么在起作用。我收到过数千份傻不啦叽的学生评估表，上面写着 “这家伙有点干货”“领结蛮好看”“笑话真好笑”……其中只有一份让我留意：“这门课我上得不错；要不然我会惭愧死的。”我真想知道自己做的哪件事会在学生心中唤起这种有用的羞愧心理，一旦知道了，我会给它反复做个不休！

学生评估表的设置，让学生们觉得在受教育这件事上自己的声音很有分量，其实它毫无用处，不过是1960年代的政治骚乱对大学教学强加干涉的后果之一。教书依旧是一门不可思议的诡秘艺术。任何自称知道个中奥妙的人都在撒谎。没人告诉你怎么做。你一边走进教室，一边用力回想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们都是怎么做到的，或者教了一阵子书后，你转而回想自己过去看似最成功的教学手段。此外的一切纯粹靠即兴发挥，不管你的教案有多么面面俱到。

评估教学质量之难，德尔班科教授可以作证，他的书里有一条令人过目难忘的关于学生评估表的脚注。一项研究表明，学生们倾向于对“打分宽松或外表出众的教师”打出好评，而对女教师或外国老师最为苛刻；俄亥俄州立大学做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对教授的评估与学生的实际学习行为之间并无关联”。德尔班科指出，学生评估表的主要后果就是学生们更容易避开那些难对付的老师，或者用刺耳的评论惩罚那些高标准严要求的老师。

我自己并不是那种公认难对付的老师，但我相信自己在教学内容和对学生的要求上向来至少是一名严师。我讲授的课程以多位作家为主题，不但试图传达作品带来的审美愉悦，还倾力讲述他们对于人们理解生活的先导作用——尽管讲得不尽完善。我讲解约瑟夫·康拉德、亨利·詹姆斯、列夫·托尔斯泰、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薇拉·凯瑟和其他作家，阅读这些人写的书是件意义非凡的事——尽管我从来没直接说出口，但这件事到末了可能比上哈佛法学院或斯坦福商学院更加重要。在关于散文文体的课堂上，我着重强调：准确无误的表述自有其优雅之美，运用语言不同于穿戴马靴，仅仅八九不离十是不够的。万无一失的精确性是底线，更是一切。

有多少学生从我尽力传授的学问中有所收获，我几乎毫无概念。我与学生共度了许多节课，有没有讲过在他们心目中堪称片羽吉光的东西，我也不得而知。我自己不是一名学者，也无意将我的学生们塑造成学者。其中小部分人后来从事脑力工作，成为编辑、批评家、诗人、小说家；有几位当上了大学教师。他们选择不以挣钱为目的的生活时是否曾以我为榜样呢？我最聪明的学生中，有些人确实对赚钱有兴趣，他们追求财富并过上了体面的生活，这也是极好的。如果世界上全是我这种人，那就太过分了。

在教书的时候，我总是意识到有这样的一种人，并在心底把他们叫做隔壁的家伙：我的教师同事们。教书三十年（1973-2003），我非常清楚隔壁的家伙在教一些与我的课程显然不同、甚至是泾渭分明的东西。那是解构的年代，是学院派女性主义、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早期酷儿理论和其它华莱士·史蒂文斯口中的“一个点子打天下的疯念头”。有一天，一位聪明的年轻女研究生来问我是否认为大卫·科波菲尔是个性犯罪者。“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呢？”我问。“X教授就这么认为，”她说，“他认为既然大卫·科波菲尔的妻子是难产死的，那么让她怀孕的科波菲尔就犯下了罪行。”我当时能想到的唯一答复是：“这真是，生命不休，批评不止。”

博雅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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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人著文哀叹当今高等教育的宿命，安德鲁·德尔班科并不愿像他们一样齐声高唱挽歌，他也不忌讳一一陈列高等教育的诸多错处。他着重指出教师重研究轻教学的现象随处可见。他注意到自然科学具有比人文学科更显赫的地位，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研究可证实的事物，而且能引领技术进步，因此付出总能得到回报。（他以所谓“文学实验室”为例，提到人文学科试图效仿自然科学，导致其产生了一种错误且可悲的、邯郸学步般的奴性。）他还提出大学种种固有的腐败现状：大学校长名列公司董事高位，以及一流学院的体育欺诈，即某些橄榄球和篮球教练的收入远远超过全部学术院系收入的总和。
德尔班科是一名不信教的犹太人，也属于经历过越战的一代，尽管如此，他乐于承认早期新教徒关于博雅学艺高等教育的观点有其切题之处：

大学拥有精神权威的时代（当时大学尚在宗教庇护之下）早已逝去。然而关于何谓大学应为之奋斗的理想，我从未听过比“告我以思想之道，示我以抉择之法”更出色的表述：大学应当能助人沉思，应当是年轻人审视其天分与激情，并开始依照对己真诚对他人负责的方式理清其人生头绪的一个地方、一个过程。

《大学：前世、今生与彼岸》一书清晰地描绘了大学内外与博雅学艺相龃龉的各种势力。但德尔班科放过了那些所处位置最有利，原本最能挽救博雅学艺的人——像“隔壁的家伙”那样的教师们。在越战一代人在大学校园里获得声望（即终身教职）之前，高校的博雅学艺教学也会招致诸般口舌：可能有人觉得它枯燥沉闷、迂腐不堪，与社会惊人地脱节。但直到“隔壁的家伙”接掌教鞭，博雅学艺才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了世人偏见中的跳梁小丑。

“隔壁的家伙们”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大环境早已为他们做好了准备。许久以前大学已经开始把那些称不上占高等教育一席之地的书籍乃至整门科目纳入课表。以新闻学院为例，所有曾经在报社工作过的人都明白，新闻学院学生四年内学的东西在报社工作两个月就能学到。但随着新闻学院遍地开花，其文凭渐渐地成为在大城市的大报社找到工作的必要条件。上过“新院”成为某种形式的兄弟会誓言。这个行当的每个人都宣过誓；你谁呀你，竟然以为不经宣誓就能迈过门槛？结果，新闻学院成了许多大学的标配。

还要提到商学院，尤其是 MBA商学院。商学院与教育毫不相干，而是为了建立所谓人脉，为了能在未来雇主面前展示文凭，表明自己会为了这份工作不择手段——即使放弃两年收入并支付高昂的MBA学费也在所不惜。MBA学位就像运通卡，不把它揣在兜里一个人连家门都不敢出，至少在他想进入某些企业的情况下是这样。有些这样的企业，招聘时只让MBA毕业生面试，甚至有许多公司选定四、五家商学院，只招它们的MBA毕业生。又是一场兄弟会宣誓。

隔壁的家伙们极其喜欢耽溺于异想天开，饥渴地搜寻着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很快地，他们教书的理由开始驳杂不纯，远离作品自身之美或其固有的学术地位，他们试图对历史作出解释，却连史实都没搞清楚。他们使心理学和社会学变得政治化，甚至使非裔美国人研究的学术地位比古希腊罗马经典还高。他们决然宣称多元文化的重要性超过西方文化。他们拔高流行文化的智识价值，乃至与高雅文化等量齐观（康拉德或绘本小说，同样值三个学分）。最后他们斩钉截铁地宣布，种族、性别和社会阶级才是所有人文学科及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就这样鸣金收兵，博雅学艺再无翻身之地。

支持博雅教育的观点曾认为，通过对伟大典籍及宏大命题的深入思考，学生们能脱离自己狭隘的出身背景，并提升至更高层次的严肃学问领域。不同的教授，不同的学院，可能对何谓最出色的思想言论各怀异议——多一点霍布斯而非洛克，多一点叶芝而非弗罗斯特——但大家依旧对年轻人在短暂的学生时代内该学到的内容有着普遍共识。这一共识已经割裂，如今教授们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越来越多地主导着课堂。

哥伦比亚大学依旧向本科生提供长达两年的传统博雅学艺课程。芝加哥大学仍在奋力汇集出一套基于旧时罗伯特·哈钦斯学院教学计划的核心课程。圣约翰学院位于安纳波利斯和圣达菲的两处校区，自建校伊始都一直全力以赴将博雅学艺供上神坛，甚至到了要求学生学习中世纪自然科学的地步。学生们那种从博雅教育中获得智识愉悦的渴求尚未全然消亡。（在西北大学，由盖里·索尔·莫森教授的俄国小说课吸引了600名学生，仅次于学院开设的性教育课程，后一门课臭名昭著，最近被学院取消了。）但说到其他高校的博雅学艺项目，人们开始明显感到他们只是在负隅顽抗而已。

博雅教育之死可说是我们社会的重大损失。没有了它，那些能够以正当标准衡量真正智识成就的人将不复存在于这个社会。没有了它，人们将不能真正懂得怎样的人才算受过良好教育，也无法真正明白为什么一幅艺术作品好过另一幅，更不能对人生的宏义与琐碎作出不欺于心的区分。失去了博雅教育，只会导致社会失去可信的权威判断，使相互角力的专家观点大行其道，政界和艺术界的二、三流人物将能肆无忌惮地自吹自擂，走马灯式的浮华风尚将会主宰个人的全部人生。一个民族若对博雅教育传承的至高至善一无所知，很可能会在至卑至恶的境地中醒来，却永远浑然不觉。

wind666

糊涂了，王婆都开砸自家的瓜，不买了，自个种得了。

wind666

王婆砸完自家课程内容，再砸自家课程形式。

原来在国内我上的不是大学        熊丙奇

在哈佛做讲座之后，我写了一篇感想文章，说哈佛的学习氛围很浓。文章发表后，一位哈佛学生给我发来一封邮件，说哈佛校园中，学生们的讨论很热烈，是事实，但这可不是学生们都爱讨论，他们也是没办法，因为老师有这样的要求，不参加讨论会，可能很快就跟不上课程。
他想告诉我的是，大学的学习氛围，是由学校对人才培养严格要求、重视教学所带来的，不是靠学生们的自觉。这与国内大学近年来反复强调“学风建设”，很是不同。在“学风建设”中，学校、老师反复教育学生们，要主动学习、要爱学习。可似乎学生就是主动不起来，该逃的课还是逃。
其实，我在几所美国大学参观时，陪同的学生，都谈到了这一点。一位在MIT（麻省理工学院）读大二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他是世界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金奖获得者，高中毕业时保送进了北大，进了北大之后，一个学期选10门课，甚至更多，都没问题，因为只要学期结束，考试通过，就可以了。他觉得大学的日子基本上是在混中度过。
一个同样和他保送进北大的同学，混到大二，因为长期缺课去打游戏，最终多门考试不及格被退学。他觉得这样混下去，实在对不起自己，因此申请MIT，到这里继续读大二。到了MIT，虽然只选了五门课，但他感到异常的繁忙，因为每门课，老师都要求要阅读大量的书，有的课，还必须做大量的实验，稍微掉以轻心，就跟不上，在他们的同学中，晚上在图书馆熬夜看书到深夜的情形，十分普遍。
这位同学告诉我，他曾经对大学十分失望，而到了MIT，才发现自己以前上的哪是大学啊。他说，他对此的感受最有说服力，因为其他的本科生，大多是直接高中毕业后来留学；而研究生们，感受不到本科生教育。听了他的话，我在想，这可以解释，为何近年来会出现中国留学生捐巨资给自己的美国母校却不捐给中国母校。
我国大学，也反复在谈提高本科教育的质量，要对学生提出严格的要求，可是，这只是说说而已。重视本科教育，意味着必须要求教授们把大量的时间用到课程设计、课程教学中，可我国大学的教授们，在高校强调论文、课题、经费的现实中，是不愿意在这方面花“无谓”的精力的。这样的教育教学环境，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可摧毁学生们对大学的美好期望。我国很多高中毕业生，怀着美丽的大学梦进入校园，上完第一节课之后，就从梦想回到“现实”——原来梦想中的大学竟是这个样子。而对于学生们在大学里的“不认真”，大学将其原因归为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进入大学没有进入角色。
我也曾对大学新生分析过，大学的教学环境与中学不同，要求学生自主管理、自我规划。但这次观察哈佛学生的学习，才明白，学生自主管理、自我规划没有错，可老师教育教学的高度投入、负责，对课程的严格要求，是学生进行有效自我管理、规划的基本前提。哈佛本科生的课，安排得并不多，但学生们忙，就忙在到图书馆看书、查资料、准备讨论会，以及撰写课程论文。
最近，数所世界名校的网上公开课受到国内大学生、白领的追捧，很多人的感慨是，看了这些课，才知道自己以前上的不是大学。这和那位来自北大的留学生的感受很相近。但一位哈佛学生告诉我，这些网上公开课并不是最精彩的，精彩的是讨论课。哈佛的讨论课，一般只有八九人（学校规定，课程参加人数不得超过八九人，人数太多，有的学生无法参与，这与我们课程强调规模，以数量来论课程欢迎程度完全不同）。在讨论课上，教师只是引导者，学生自由发言讨论，大家在讨论中，能相互学到很多知识，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培养和锻炼。
我在卫斯理女子学院参观时，一位同学说，她们有很多学生自己组织的活动，比如在上一周，就讨论利比亚的局势，我想，这些讨论，是属于学生自发的。而他们的“自发”，不正是源自于已经养成的学习与讨论习惯，以及鼓励学生所有话题均可自由发表意见的整体氛围吗？
有什么样的学校定位，有怎样的学校风格，就有怎样的学生。美国的大学，可以让学生在忙碌中热爱学校，融入大学，而我国的大学，却让一个个好学生把“混”字挂在嘴边。如果要说差距，这是我国大学与国外名校最大的差距。如何赶上这些名校，国外学生们的感受最深处，也就是我国大学最应该做的。

前言者

谢谢分享。

baby妈妈

谢谢分享。

anan

wind666 发表于 2014-7-2 03:09
王婆砸完自家课程内容，再砸自家课程形式。

原来在国内我上的不是大学        熊丙奇

国内的大学，尤其的所谓的一流大学，与其喋喋不休的抱怨无法招到合适的学生，不如静下心来，好好解决学生“混”的问题，这才是大学应该做的

wind666

anan 发表于 2014-10-15 09:29
国内的大学，尤其的所谓的一流大学，与其喋喋不休的抱怨无法招到合适的学生，不如静下心来，好好解决学生 ...

美国的大学，尤其是所谓的世界名校，放着全球最佳的基础教育，全球最好的生源，全球最刻苦努力的学生，全球最重分数的家庭而不顾，绝对是它们自己的短视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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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成了近年来的潮流。
十年前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00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某教育机构近日发布调查显示，去年2014一年美国最好的学校(15所名校)一共只收了220名中国学生。其中，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加州理工大学和阿默斯特大学招收的中国学生均在10人以下，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对中国学生的录取率最低。

wind666

“谁的孩子上北大”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前些日子，我第一次听说“坡党”这个词。这当然不是什么政党的名字，它指的是在新加坡读高中的中国学生。他们小小年纪便离开中国，到教育质量和国际化程度都更高的新加坡读书，大多是为了接下来申请欧美大学本科时更具优势。

在美国大学读本科的中国学生中，“坡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群体。和他们并列的还有“加（拿大）党”，以及“美高”——在美国读高中、接着读本科的学生。这些留学生在申请美国本科时，比起在国内读高中的同龄人，有着明显的优势。

据统计，2006年在美国就读私立高中的中国学生仅有65人，短短八年过去，这个数字已经飞涨至2013年的23795人。

这些“美高”、“坡党”们来自怎样的家庭？简单来说：大城市、家境优渥，足以负担不菲的留学费用。不能否认这个群体内部也会有多样性的存在，但总的来说，出身自底层家庭的孩子极少有可能进入这个圈子。

家境稍逊一些的，可能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让孩子出国读中学，但越来越多人正在将孩子送到美国读本科。这些学生大多出自国内大城市的外国语学校，或是重点中学的国际班。他们从高中入学开始，基本就以申请美国本科，而非参加国内高考为目标。

布鲁金斯学会去年曾发布一份在美国读书的留学生统计报告。全球20大生源地城市中，中国大陆占据了7席：北京（排名第2）、上海（第3）、南京（第11）、广州（第16）、成都（第17）、武汉（第18）和深圳（第20）。这和我在美国的个人观感非常一致：在这里遇到的中国本科生，基本都来自这些大城市和省会城市。

在美国读本科究竟有怎样的优势？首先是教育质量，美国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小型的文理学院，都非常重视本科生教学，美国许多知名教授对本科生的认真程度，可能是中国一些普通教授根本无法想象的。其次，在世界头号强国接受国际化的教育，对未来的职业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不论是想投身华尔街还是K街，想加入硅谷创业大潮还是在国际组织谋职，亦或是在象牙塔做学术，“美本”都是一项有用的资本。

就我本人所熟悉的社科学术界而言，在申请美国的博士项目时，拥有“美本”者相比起手持中国大学文凭，哪怕是北大清华文凭的学生而言，有着明显的优势。前者在美国人所熟知的体系中接受教育，拥有美国教授的推荐信，自然更具说服力，哪怕他（她）的资质与一名来自中国大学的申请者完全相当。“美本”有优势，“美高”和“坡党”在申请“美本”时又拥有优势。于是，在海外留学生群体里便出现了鲜明的群体分化，而这种群体分化又和学生家庭的阶层分化有着极强的对应关系。

不可否认，有一些在美国读本科的中国学生家境一般，他们凭借自身努力获得奖学金，不需要来自家中的供养。但这只是少数。我曾不止一次在美国大学里听到教职工和学生评价说：你们中国学生就是有钱。每每此时，我只能苦笑：那得看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研究生大多是因为有奖学金才来的，他们中的大部分其实很穷；而本科生则大多没有奖学金，他们能来是因为家境确实不错，也许他们才是你们眼里的“有钱人”。

对美国人而言，招收外国留学生一方面是吸引人才、增加校园多样性，另一方面也是在财政压力之下，通过对留学生收取较高的学费维持运转。这一做法的初衷与中国的阶层流动问题完全无关，但它却在客观上加剧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固化。这种因家庭阶层而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已经远远不是中国的高考所能调节的了。

其实，谁的孩子上北大这个问题已经没那么重要。当穷孩子还在为考上重点大学奋斗时，很多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已经不将北大作为选项了，他们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上大学，甚至上高中。在这个全球化的年代，教育公平、阶层流动所面临的挑战，已不仅仅是北大的招生公平那么简单。

（作者系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生、原南方周末记者）

water2014

wind666 发表于 2015-5-19 07:04
“谁的孩子上北大”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前些日子，我第一次听说“坡党”这个词。这当然不是什么政党的名字 ...

随便说说自己见到的。同一个老美的课题组，有老印，老美白人，咱中国小孩。一毕业，老印小姑娘一大堆的大公司的offer，老美白人男孩一个offer也没有。无他，老印小姑娘无论心智成熟还是思维深度都远胜一筹。咱中国小姑娘是北京四中少年班的，那个心智成熟度令人捏把汗，实在不是人家对手啊！

water2014

water2014 发表于 2015-5-19 14:52
随便说说自己见到的。同一个老美的课题组，有老印，老美白人，咱中国小孩。一毕业，老印小姑娘一大堆的 ...

招生和招聘的心里都是明白人，哪个娃娃能走多远，大致还是有个数的。学校似乎重要，似乎也不那么重要。个体的心智成熟度，思维的广度和深度也许才是将来的制胜法宝。

wind666

water2014 发表于 2015-5-19 14:52
随便说说自己见到的。同一个老美的课题组，有老印，老美白人，咱中国小孩。一毕业，老印小姑娘一大堆的 ...

中印精英在美国强势文化下的表现，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全球化教育竞争缩影。
中国人往往难以理解，印度裔美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你没有做印度人的天赋”，从我们的角度，阿三简直是太可笑，但在美国，这是赤裸裸的现实，各个公司机构中层及高层管理者，以及规模公司创业者，印度裔人数是华裔人数的十倍，越往高层比例越悬殊。
另一个事实必须直面，在过往的数十年，中国输向美国的是中国教育的顶尖精英，直到现在，中国最Top的清北复交中科大也还是以高比例的留美输送率而引以为傲。而失去了顶尖教育赢者的中国本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又几乎是印度本土的十倍。

wind666

water2014 发表于 2015-5-19 15:04
招生和招聘的心里都是明白人，哪个娃娃能走多远，大致还是有个数的。学校似乎重要，似乎也不那么重要。 ...

中国父母最是痛恨子女沉迷网络游戏，
殊不知，在中国，应试教育已然是全民参与的最大规模的虚拟现实游戏，
一代代的入戏过深，以至于不可自拔。

zcy1018

除了一声叹息，还能怎么样，国内体制再有弊病，我无法逃脱，即便是有经济能力，也难以想象让女儿高中就出去读书，况且，如楼主所说，美国高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我们根本不了解啊。
自己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不太在意孩子成绩的起伏，只有她尽力了，尽可能的鼓励孩子由着自己的心，追寻自己的兴趣。尽可能的带着孩子多读书，多出去走走。多关注一些大侠们的观点和看法，如果我都还迷茫着，如何能期待孩子有着清醒的目标呢。
话说回来，我真的不知道未来该怎样，就只好好好享受现在每天跟孩子在一起的每一天了。

Bud

seawind 发表于 2014-6-12 14:23
个人之见
美国本科的通识教育很没用的。小孩出了5万一年的学费，学了一大堆没有用的libert art。晚上开par ...

角度独特。

布布布老虎

芝加哥已经慢慢沉沦了

来自安卓APP客户端

flyingzj610

wind666 发表于 2015-05-20 04:23
本帖最后由 wind666 于 2015-5-20 04:24 编辑



中国父母最是痛恨子女沉迷网络游戏，
殊不知，在中国，应试教育已然是全民参与的最大规模的虚拟现实游戏，
一代代的入戏过深，以至于不可自拔。

论坛基本是这个游戏的捍卫和痴迷者。阶层的宿命，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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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

通识教育还有点思辨成分，大语文有什么？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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