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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算来距我下乡插队落户已经55年了。但年轻时的事情还不时徘徊在脑海中，现在我已年过古稀，孩子早已成人，他整日为个人和家庭日夜忙碌。他们这代人对那个特殊年代的事情早就没了印象。而我闲来无事就将自己年轻时所经历的往事写出来。以供我的孩子参考。以让他们这代人记住父辈走过的路。 那一年我20岁，由于文革的原因，只读到高一。下乡那年文化大革命也已经进行3年了。我在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离开家乡去了皖南山区插队落户。下面就讲一讲在农村插队时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几件事。 一、 年轻的五类分子 我所在的生产队离大队部及公社都不远，当地和大部分地区一样都有一个制度，每隔一段时间（一周），全大队的五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都要集中起来。首先由大队治保主任训话，然后进行强制劳动（没有工分）。时间一长，我就发现五类分子的队伍里除了那些老头，老太外还有一个年轻人。从表面来看，他的年纪比我们这些知青还要小。好奇之心使我问了生产队里的小伙伴这个青年犯了什么事。小伙伴告诉我，这个小青年姓Y 。他的父亲在49年前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大官，在49年末抛下他们母子逃往台湾，后来他母亲故去，在大陆只剩他一人，于是他就顶替他父亲成了反革命分子，顺理成章替代他父母成为“五类分子”。 三年后，我招工进了工厂，工厂所在地离我插队落户的村庄不远，休息天有时我回去村庄看望那些乡亲们，有一次我发现那个Y姓青年，已经成了吃商品粮的居民，被招工做了工人，负责公路养护。我问了村子里的小伙伴，他们告诉我，Y姓青年的父亲已经成了台湾的大商人，县里正在通过Y姓青年争取他的父亲回来投资。 这些事情很快就被淡忘了，我也通过七七年高考回沪了。那些当年的农村小伙伴也时常来沪办事看望我，有一次在闲谈中，他们告诉我：老F ，你知道吗？那个Y姓青年现已今非昔比了，他现在已经是县政协委员了。原因就是他父亲已在家乡投资建厂了。 二、 招工 插队落户二年后，招工就陆续开始了。我也对此本不报什么希望。因为我知道：我的父母都是“臭老九”（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蔑称），在文革中都遭受了批斗，我属于黑五类，象我这类人当年学校工宣队都不批准我去黑龙江农垦兵团，怕我们这些黑五类跑到苏联去。因而我与妹妹（67届初中生）一同到大哥所在的小三线工厂所在地安徽皖南山区插队。 这时周围的插友陆续开始招工回城了。可是我们兄妹二人却招工无望，此时安徽的高中开始招生了。知识青年也可报名入学。我建议妹妹报名读高中（她在文革前读到初二，是67届初中毕业生），此提议获父母及全家的支持。这时是1971年，谁也没想到6年后大学会恢复招生。安徽皖南不愧是诗书之乡，高中的教学还是比较正规的。77年末大学恢复招生，我妹妹顺利考入某大学。 1972年又有一个消息传来，上海小三线厂决定在当地农村招收一批征地工。对招收人员的身份并无严格的限制，可以是当地的农民，也可以是插队的知识青年。我对此也不抱什么希望。我所在的大队书记开始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权利：放弃了大队支书的职务，还准备将自己的妻子，弟弟都送进三线工厂，其他大队干部也借机将自己的亲属送到了厂里。除了这样一些有关系的人之外，剩余的名额就给了知识青年。就在我彷徨之际，又有一个消息传来：大队书记的妻子在入厂体检时被发现已怀孕，不符合招工条件。这时招工已进行到尾声，关心的人不多了。我知道此消息后到公社找到公社秘书，希望将剩下那个名额给我，公社秘书随手将招工表给了我。我就这样凑巧进入了上海小三线工厂，开始了新的生活。 三、 庙首公社 我插队落户的地方是皖南旌德西乡孙村公社。再往西几里路就是庙首公社，孙村公社很小，街上只有一家供销社，也没有饭店。但庙首公社就不同了，在那时就算大地方了。从孙村公社到庙首公社都是青石板路（现在铺路的青石板都已被人撬走了）。那时我在农闲时常去庙首逛街，初时就逛商店和小吃店，后来熟悉了，逛的范围就大了起来，有一次信步走到一处地方，看到了墙上的几条标语，不禁让我心中一震，一面墙上用红色染料写的标语：‘’北上抗日，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还有一些别的抗战宣传标语，但因时间久远，具体就记不清了。标语后注明《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看到这些标语，想到这些标语已存在三十多年来，不禁敬意油然而生。文革前学历史课时，知道北上抗日先遣队是34年由方志敏烈士领导的一支红军队伍，后来方志敏烈士不幸被俘，在南昌英勇牺牲。方志敏烈士的两篇文章我们都耳熟能详，就是《清贫》与《可爱的中国》这两篇文章。我们当时都可背诵，我们都为方志敏烈士的英勇牺牲感到深深地惋惜，也对杀害方志敏烈士的国民党反动派充满了仇恨。但后来，非常不幸的是庙首的老乡们告诉我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不同的版本。我后来也从相关书籍及百度中（现已被删除）看到与老乡所描述完全一致的记录。描述如下：方志敏领导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所属第十九师在师长寻怀洲率领下攻取旌德县城，绑走了在旌德县传教的外国牧师师达能夫妇和他们二个月的婴儿。红军要求师达能夫妇写信给教会，支付二万银元给红军做军费，但被师达能夫妇拒绝。红军从旌德撤出后在庙首休整二天。离开庙首前，红军在庙首街上对面的小山上将师达能夫妇斩首，同时被斩首的还有二位庙首老乡，其中一位在红军战士要杀掉师达能夫妇的孩子时，恳求不要杀掉孩子。另一位老乡在处决师达能夫妇时为他们夫妇求情，也被同时杀掉了。 红军从庙首撤离后，他们的婴儿被庙首的基督教徒送交给婴儿在山东的外公外婆。这件事引发了世界上各国政府的愤怒，其影响超出山东临城火车大劫案。为此各列强向蒋介石政府提出严正抗议，蒋政府在世界各国强大的压力下，调集重兵，在离庙首不远的谭家桥消灭了寻怀洲率领的红军第十九师，并随后捕获了方志敏等人。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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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7-26 14:19
发表于 2024-7-26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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