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其他] 从“钱学森之问”和“钱理群之忧”起谈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的启示：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从“钱学森之问”和“钱理群之忧”起谈通识教育

近十多年来，中国大学教育的上空，一直漂浮着两朵乌云。第一朵是钱学森在2005年，对时任总理温家宝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第二朵则是北大教授钱理群，在2008年就北大110周年校庆及《寻找北大》一书出版，回答采访者时，道出的一个忧虑：“我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钱学森之问”对国家的发展固然至关重要，但毕竟只涉及到人才培养金字塔的塔尖。而“钱理群之忧”则涉及到这座金字塔的整个塔身——接受过教育的所有公民。

钱理群所忧虑的结果，其实已不断出现：陷于贪腐的大小官员，专靠赚黑心钱发财的老板，在媒体上发表不负责言论的无良写手，还有动不动就在国内外公共场合制造出各种悲喜剧的“中国巨婴”……

所有这些人都或长或短地接受过学校教育，很多人甚至还是大学和研究生毕业。

“钱理群之忧”所涉及的，其实就是一个“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则是教育的一个基本问题。

从通识教育起源与发展的历史来看，“培养什么样的人”一直是其中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以至可以说，解决“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通识教育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

通识教育，也许是解决“钱理群之忧”的方向。

通识教育是1917年到1919年之间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关口，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为什么要介入世界大战很是想不通，表现出了抵触情绪。美国政府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必须从教育上着手解决，于是决定出钱资助大学，让他们开一门叫“战争问题”的课。

这门课主要宣讲美国的政策，解释美国为什么要介入这场战争：美国继承了西方文明，而现在西方文明受到了威胁，这场战争不是哪个洲的地域性问题，而是关乎人类文明的问题。

一战结束后，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开设了相关课程，以继续引导学生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来自何方，我们的文明继承自何处，我们的文明反映了人类共有的何种东西？也就是培养学生对于欧洲文明及其价值的认知与认同。

这种做法受到政府的认同，并被其他大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