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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之问”与“钱理群之忧”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国现行学校教育中所真实存在的关键问题,一个涉及顶尖人才的培养,另一个则涉及更加广泛的公民精英的培养,是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教育的首要问题”(习近平讲话)。
通识教育的启示: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从“钱学森之问”和“钱理群之忧”起谈通识教育
近十多年来,中国大学教育的上空,一直漂浮着两朵乌云。第一朵是钱学森在2005年,对时任总理温家宝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第二朵则是北大教授钱理群,在2008年就北大110周年校庆及《寻找北大》一书出版,回答采访者时,道出的一个忧虑:“我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钱学森之问”对国家的发展固然至关重要,但毕竟只涉及到人才培养金字塔的塔尖。而“钱理群之忧”则涉及到这座金字塔的整个塔身——接受过教育的所有公民。 钱理群所忧虑的结果,其实已不断出现:陷于贪腐的大小官员,专靠赚黑心钱发财的老板,在媒体上发表不负责言论的无良写手,还有动不动就在国内外公共场合制造出各种悲喜剧的“中国巨婴”…… 所有这些人都或长或短地接受过学校教育,很多人甚至还是大学和研究生毕业。 “钱理群之忧”所涉及的,其实就是一个“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则是教育的一个基本问题。 从通识教育起源与发展的历史来看,“培养什么样的人”一直是其中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以至可以说,解决“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通识教育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 通识教育,也许是解决“钱理群之忧”的方向。 “美国从何而来?”与通识教育的兴起 通识教育是1917年到1919年之间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关口,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为什么要介入世界大战很是想不通,表现出了抵触情绪。美国政府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必须从教育上着手解决,于是决定出钱资助大学,让他们开一门叫“战争问题”的课。 这门课主要宣讲美国的政策,解释美国为什么要介入这场战争:美国继承了西方文明,而现在西方文明受到了威胁,这场战争不是哪个洲的地域性问题,而是关乎人类文明的问题。 一战结束后,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开设了相关课程,以继续引导学生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来自何方,我们的文明继承自何处,我们的文明反映了人类共有的何种东西?也就是培养学生对于欧洲文明及其价值的认知与认同。 这种做法受到政府的认同,并被其他大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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