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bagins 于 2021-10-8 10:32 编辑
【作者按】去年一月，我从学校毕业后来到一家艺考培训机构工作。这是我四年之后，再度回到艺考培训行业，只是身份由学生变为了老师。艺考总被设想为“终南捷径”，仿佛只要成绩不好选择艺考就可一步升天，艺考机构的确如此宣传。但事实如此吗？在机构里，我的确见到玩世不恭的公子哥，只想混个大学文凭，但更多的就是普普通通的孩子，他们在学校教育里没有优势，却被“低分上名校”的宣传激励，希望凭此一搏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是又陷入另外一重挣扎。9月24日，中国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未来艺考要严控校考范围和规模、逐步提高文化课成绩要求，看起来形式上艺考将愈发公平。只是，形式上的公平，代表实际上人人都有机会吗？ 说到底，一个内卷到底的时代和社会，谁都没有把握自己的未来终将如何，不得不卷，可是，未来的钥匙却并不在自己手里。
“我是因为成绩不好才来学编导的，早知道这么辛苦我就不来读了。我的梦想特别简单，就是躺在床上也能有钱赚。”当老师在课堂上问起梦想的时候，邹丽毫不犹豫地说出这句话。
邹丽是广东“乐享工作室”的学生，这家机构针对想要考入艺术类专业的学生提供了从高一到高三的培训课程。今年12月起，邹丽将和一百多万名考生一起，参加各种考试，争取进入2000多所艺术类院校或设置了艺术类专业的大学。与传统的美术、音乐等考生不同，邹丽选择的是门槛较低的“编导”专业。
1977年，中国的艺术类院校恢复单独组织考试，彼时艺考仍然犹如“小圈子游戏”。
2002年开始兴起艺考热，参加艺考的考生由3.2万人飙升至2020年的105万人，其中近56%都是报考美术类考生。而随着美术类专业竞争压力增大，报考编导类专业的人数逐年递增，开设此类专业的院校也越来越多，不仅是传统的综合类大学，甚至许多理工类更强的院校也纷纷开设此类专业。
要成功被录取进入艺术类院校，考生首先要参加由各省招生考试院组织的统一专业考试或院校自行组织的专业考试，然后再与其他普通高考考生一样参加高考。由于大部分院校在考生通过专业考试之后，都会相应降低考生的高考成绩要求，有的学校甚至对比普通考生录取线低200余分，这使得考生多了一个理由选择参加编导艺考：“低分上名校”。
统考考得好，我们校长的绩效也好看
“乐享工作室”成立于2018年。这一年，刚到广东的老板周康只招到了寥寥几个学生，之后两年中，工作室的招生人数也不过11人，小班化的教学使得工作室的学生成绩十分理想，很快在广东打响名号，而这也成为周康向学校推销自己的资本。在集训尚未开始的大半年时间里，周康几乎跑遍了全市所有中学，挨个与校长攀谈，希望与学校达成合作。
这是广东艺考培训界公开的秘密：靠社会上宣传招来的学生寥寥无几，要招生必须要与学校搞好关系。只要搭上了学校的关系，不仅可以进校举行“宣讲会”进行宣传，有的学校更会成立“艺考专班”，建制化地组织学生报名艺考培训。
2019年，广东省开始举办普通高考广播电视编导术科统考，对考生来说，这既意味着他们迈向艺术类顶尖院校的道路多了一道门槛：一旦无法通过统考，则也失去了参加学校单独组织的招生考试的资格；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们选择参加编导艺考更有保障。2018年底，中国教育部**《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基本要求》，明确“除经教育部批准的部分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含部分艺术类本科专业参照执行的少数高校）外，省级统考已涵盖的专业，高校一般应直接使用统考成绩作为考生的专业考试成绩。”而接踵而来的Covid-19疫情使得许多有资格举办招生考试的高校，也纷纷使用统考成绩作为考生的专业考试成绩。这意味着考生只要通过了统考，即使比同届普通高考生低200来分，也有学校可上，这也是所有开设编导专业课的艺考机构纷纷向学生和学生家长强调的重点。
对学校来说，统考的设立有着另外的与众不同的意义：艺考不再仅仅是学生个人的选择，而是一种学校办学成绩的来源。正如某中学教导主任对周康所说的一样，“统考考得好，我们校长的绩效也好看，学生也能上个好学校，家长也高兴。”许多排名靠后的学校纷纷把视线放在艺考上来，期望“曲线救国”。周康记得，原本艺考培训机构需要挨个打点学校班主任形成合作关系，但2019年后，许多学校都以校为单位整体与艺考机构达成合作，班主任的劝说甚至成为一种任务，层层下压落实。到2021年，仅乐享工作室就已与好几所学校达成合作，学生人数增至70余人，其中有40余人都是与学校合作的“艺考专班”。
邹丽就是在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艺考宣讲会”后，决定参加艺考培训的。
在宣讲会上，“乐享工作室”的老师，向学生展示了一张“高考录取分数线对比图”，平时只能去排名靠后的独立院校分数在艺考的“加持下”就可直接升入一流名校。台下坐满了刚参加完月考的高一、高二学生，看到这样的对比纷纷发出惊呼。邹丽也不例外，在刚刚进行的月考中，邹丽总分不过300来分，按照往年的录取情况，这个分数只能让她考上大专，她有些心动。之后，乐享工作室的学生，比邹丽大一届的舒华上台分享自己的“艺考心得”。舒华是来自与邹丽同一所高中的高三毕业生，她们就读的高中即使在这个二线城市也位居末流，每年只有24%的学生可以上重点本科。在她的印象里，在她们学校宣讲会的内容总是一样，很少谈专业，除了描述读“艺术类专业与明星零距离”以外，更多的内容围绕在成绩与未来的大学之上。
舒华发言之后的答疑时间里，到场的女老师向邹丽现身说法，自己如何靠艺考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她告诉邹丽，“你要为自己的未来再拼一把，而不是读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甚至读不了大学，以后生活就会很辛苦。”
文化课好，专业一定好
当邹丽满怀期待开始上专业课以后，她却发现，艺考远没有她想得那么简单。编导艺考涉及考试科目总的大致分为故事编写、影片分析与文化常识三项，邹丽发现除了故事编写她有些许灵感以外，其他两门课她都一筹莫展。舒华在去年也有同样的烦恼，本以为在学校成绩不好的自己换一个环境能重新开始，没想到自己在专业课的学习上陷入了相似的泥潭，只能看着来自另一个学校的俊逸上课时与老师谈笑风生。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经提到，出身于缺乏文化资本家庭的孩子或许可以在学校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然而许多重要的、会影响学业表现的知识还未被、甚至完全无法被转化为文字，只能通过从小在家庭潜移默化、以实践掌握方式习得。以写作为例，学校只会讲授写作规则，从来没有，也无法明确指示学生如何将语言组织为具有风格的文章，出身缺乏文化资本家庭的孩子即使努力学习，也只能做到中规中矩、语法没有错误，只有从小就在“文化熏陶”下长大的孩子才能写出“有文采”的文章。
俊逸来自这个城市排名前三的高中，本来是为了考入表演专业才来学习艺考，但经过工作室的考量，还是把他编入了编导班。他的平时成绩基本维持在重点本科线以上，听到这一消息，周康非常高兴，多次与编导班的授课老师强调：“俊逸要重点培养，他的文化课好，专业课一定好。到时候录取大校也更有优势。”
事实的确如此，在三个课程的考核中，俊逸总是名列前茅。授课的刘老师回忆，“俊逸从小看了很多书和电影，这对他的文化常识和影片分析都有帮助。一方面，很多文化常识不用背他就已经知道了，另一方面，了解越多影片的背景和理论知识，对影片的分析也就越深入。另外，他的文字的表述能力也就比一般人强。舒华就正好是一个反例，只能我教多少她写多少，没有太多自己的东西。”在多次的考试分析上，刘老师也对学生反覆提到“要有自己的东西。”
但对舒华来说，“自己的东西”就成为了困扰她的一个重要因素。“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些事情，怎么可能有自己的理解呢。”为了补上这一课，舒华不得不采取在学校同样的办法，“刷片”。她找来了老师推荐的两百五十部电影，希望在考试前能够把这些电影都看一遍。但这时离考试已不足三个月，舒华只能看从网上找来的“五分钟看完电影”或以二倍速播放电影，了解故事究竟讲了什么已经是最好的收获。刘老师并不鼓励这种行为，“看电影的目的是在于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学会分析电影的各种细节，如果只是了解故事，其实对考试没有多大帮助。”但周康却提醒刘老师，“考试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行。”于是刘老师也不得不接受学生的这种行为。
刻苦努力，有用吗？
在周康看来，编导学科并无任何不同，“总的来说编导还是跟其他学科一样，只要勤加练习就一定能出成绩。”为此，周康给学生制定了复杂的训练计划。正是这个计划，让邹丽叫苦不迭。
早上六点半，参加集训的邹丽就已经在助教的催促下起床，开始练习晨功。随后，她将开始一天的课程。除此之外，每天晚上五点，她们还要进行一个小时的体能训练。晚上十一点回到宿舍的邹丽，还没等到洗澡就先睡着了。这样的课程安排让邹丽难以坚持，甚至萌生了退意。舒华也曾有这样的念头。“每天上课都很困，然后回到寝室又睡得很少，有一阵我们都让家长帮我们请假病假，实在是受不了了。”但返校参加月考后的成绩让舒华不得不回到艺考机构咬牙坚持。“现在回学校也跟不上同学的进度了，只希望艺考这边能努力点考上好学校。”
不过，在现在回到工作室做助教的舒华看来，邹丽现在的想法被归类为“不懂事。”她把去年一年的辛苦视为一种宝贵的财富，“虽然去年挺累的，但是还是挺有帮助的。其实自己慢慢地就挺过来了，等她们这届到了考前就明白这些道理了。”
“我其实不这么觉得。很多时候工作室很多的安排其实是在瞎折腾。我觉得编导更多还是要看一个天赋和一个感受力。我其实没有花太多精力在上面，很多时候都是在吃过去的老本，没想到效果也还不错。”私下的聊天里，俊逸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在他看来，这么多的练习对学科的掌握程度其实很有限，很多时候只是为忙而忙，到最后考试的时候，俊逸认为还是吃老本比较多。
刘老师也相当同意这种看法。“很多时候并不是说编导这门课练习就会有用，他不像是数学之类的课程，只要练习就行，很多时候跟你的积累，平时的文化素养都是很有关系的。”很多时候，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在课堂上延申一些与电影不太相关的知识，“就当是帮不知道的孩子补补课，但说实话，也是能帮一点是一点。”
除了隐形的门槛以外，去年舒华和俊逸还面临别样的挑战。因应Covid-19疫情，不仅许多学校直接取消了自主招生考试，即使开办考试的学校也将部分甚至全部考试改为线上举行。
“2020年第一次出现线上考试这种情况，但是一个是大家都没什么经验，另外一个是其实大部分学校都直接取消考试了，因此挑战没有今年这么大。今年大部分学校都提出要线上考试，而且很多学校还出现了以前没出现过的新形势，我们预计以后线上先考试可能会成为主流，所以我们也还在探索过程中，但我们肯定是做长期准备的。”周康在一次专门为线上考试而召开的教研会上这样说到。
所谓的准备，指的就是有关考试的“一条龙”服务。虽然各个学校都规定线上考试不能化妆，手机拍摄，但对工作室来说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不能化妆，就由专业打光师来打光；要求手机拍摄，就由专业摄影师备好其他器材。考试季的教室俨然成为一个专业的摄影棚。除此之外，工作室还准备了两台工作用手机和移动电源，来应对要求两台手机同时拍摄的考试。
在刘老师看来，线上考试只能进一步加剧现有的这种分化。“已经是分化很严重了，包括学生的素质其实不是短期‘集训’出来的，现在线上考试无论规定得多严格，条件好的学生总是有办法找到帮助，但很多条件不好的学生可能就没有办法，甚至连考试所要求的两部手机都不一定能准备充分，可能要求中干净的考试场地也不一定有。”
线上考试也因此成就了一个新的商机。在考试期间，除了向学生提供拍摄服务外，工作室也提供场地和设备、人力来协助其他考生进行线上考试的拍摄，而不论是在读的学生还是外来的考生，工作室都收取同样高昂的价格。周康已经决定，今年还要把这个作为一个单独的服务来提供和宣传，“去年确实这个服务赚了不少钱。”
除了拍摄所缴纳的费用外，各个学校也收取数目不小的报名费，动辄每所学校200、300的报名费让舒华很是苦恼。对舒华来说，报名参加艺考培训已经花了家里一大笔钱，拍摄和学校的报名费只能让家庭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为了替家里省钱，舒华不得不放弃许多学校的考试，最终，舒华比俊逸少考了尽一半的学校。
尾声
今年3月，伴随着最后一个学校放榜，舒华和俊逸都回到学校进行文化课考试的复习冲刺。正是这时，邹丽报名参加了工作室组织的第一次集训。
在6月的高考后，舒华和俊逸又回到工作室。只是这一次，他们不再是学生，而成为了助教。这是工作室的一项传统，由上一届的学员担任下一届的助教，用周康的话来说，这叫“榜样的力量”。
看着邹丽和她的同学们，舒华时常感叹时光流逝得太快，对她来说，去年的一切她再也不想经历。可是，她又忍不住对着邹丽喋喋不休，希望邹丽学习得更认真些，练习更勤奋些。在俊逸看来，“我们经历过这些，也是希望他们少走一些弯路。”只是这些“弯路”，邹丽似乎不吝多走，“反正是有个大学读就行，我要求也不高，师哥师姐们最后有工作室的帮助，不是都上大学了吗。”
或许她说的也没错，俊逸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舒华考上了广州大学。看起来，他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文中所有相关人士均使用化名。
| 
发表于 2021-10-8 1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