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文理兼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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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于社会与知识分工的制约，如今大学泾渭分明的专业划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将大学生桎梏在专业的“舒适圈”里，局限在狭窄的视域下学习。若干年前，北大教授钱理群倡导大学生做文理兼修的通才，与时下的“通识教育”不谋而合，钱老的教育理念放在今天，仍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


钱老说：知识面的拓宽，同时意味着人的视野、胸襟、精神境界的阔大，就可以发现各类知识，及其所反映的人的内、外世界的万般景象的内在联系，从而达到一种“通”——是思想的“通”，也是知识（学问）的“通”，这才是求知治学的高境界。这种理念，可以说与我们时下所提倡的“通识教育”理念不谋而合，颇多值得我们学习之处。

早在二十世纪初，蔡元培老校长在着手中国教育的改造时，就把高等教育分为两类：
一类是培养实用型的专门人才的，他称之为“专科”；而他所强调的“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一方面要“研究高深之学问”，同时要“养成健全的人格”，注重对人的精神的陶冶，理想（信念、信仰）的建立，人的潜在创造力的开掘与发挥。
因此，他提出大学必须“偏重文、理两科”，并且规定：
“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
“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
后来，蔡元培主持北大的改革，第一步就是以文理两科作为北大的基础。而在文理两科的关系中，他又主张“融通文理”。
“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
在蔡校长看来，有些学科甚至是“不能以文、理分”的，“如地理学，包有地质、社会等学理。人类学，包有生物、心理、社会等学理。心理学，素隶于哲学，而应用物理、生理的仪器及方法”。他的结论是：文理两科之间，“彼此交错之处甚多”，必须“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习文科各门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之某种；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之某种”。可以说，重视文理的沟通，已经成为那一代北大人的共识。知识面的拓宽，同时意味着人的视野、胸襟、精神境界的阔大，就可以发现各类知识，及其所反映的人的内、外世界的万般景象的内在联系，从而达到一种“通”——是思想的“通”，也是知识（学问）的“通”，这才是求知治学的高境界。
事实上，二十世纪中国最早的几代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达到了这样的“通”。

文科方面，鲁迅、郭沫若都是医学出身，夏衍原来是学工程的，他们都有很高的自然科学的造诣。
老一辈的自然科学家、工程师，都是有很高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的，他们有的在业余时间所写的诗词、散文，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如竺可桢、梁思成、华罗庚等。
就是他们所写的学术论文、报告，文笔都是很优美的。有篇文章就曾回忆起，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与被称为“中国原**、**之父”的邓稼先，在校园东墙根的树旁，“一块念古诗，一个拿着书看，另一个在背，就像两个亲兄弟”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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