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育中学-读报/书摘/杂谈/七嘴八舌

小李子

古人买房考虑五大因素



　　中国的房地产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大量的考古实物和历史文献可以证明，中国在西周中期已经出现了土地交易，在战国时期已经有人买房卖房了。进入隋唐，大量的官员、商人去做开发商。到了宋朝，政府开始设立一个机构，类似现在的房管局，叫做“楼店务”，用来管理当时的国有住房和市场上的房地产交易，证明当时的房地产交易，应该是很频繁了。

　　从西周到清末，历朝历代都有不动产交易，都有房地产市场，所以说，中国现在的房地产市场绝对不是新生儿，而应该是一个活了3000多年现在依然健在的一个超级长寿老头。

　　土地交易

　　从西周开始

　　古代的商品经济不够发达，房地产市场没有现在这么活跃。但是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就是现在房地产上出现的很多现象，在古代几乎都能找到。　

　　古代买房要签合同

　　就在矩伯和裘卫两人完成土地抵押这笔交易之后93年，也就是周厉王32年，又发生了一宗土地交易，这宗土地交易跟前面的那宗一样，交易过程也是刻在青铜器上，而且土地交易的主体之一，就是周厉王本人。

　　周厉王有一年想扩建宫殿，但是地皮不够，怎么办呢，他要买另外一个人的地皮，这个人叫鬲从。周厉王买了鬲从一块地，具体多大面积历史上没有记载。当时没有付钱给鬲从，是赊买的地。鬲从怕周厉王不给钱，周厉王就派了一个人捎话给鬲从说：“弗能付其租，射分田邑，则放。”什么意思呢，就是假如说我最后没有给鬲从购地款的话，就让老天爷罚我被流放好了。发了一个毒誓，把这个合同铭刻在青铜之上，似乎比现在存在电脑里面保险得多。你看历经3000年，这个合同还在呢。

　　其实在西周有两种合同，一种叫“质”，买方和卖方双方在一个大竹片上把合同条文写下来，合同写完了，用刀把大竹片从中间一劈两半，你一半，我一半。很有点我们现在合同上面盖一个骑缝章，然后分开来。一式两份，买方一份，卖方一份，这叫“质”。还有一种合同叫“铭”，在一个盒上刻下一笔土地抵押交易的交易过程。这种类似合同的铭文，就叫“铭”。我们老说铭记在心，就是刻出来的。这个看来最牢靠。

　　古代还有一些合同，比如说，战国时期和西汉初期，出现了很多合同，有玉券、石券、铅券，还有砖券。什么叫砖券？就是把合同条款刻在砖上。特别是在汉墓里面挖出来的汉砖，十有八九都能找到这种刻着合同的砖券，证明这个墓地是合法买卖来的，不是抢来的。

　　房产交易从战国时期出现

　　既然西周时期就有了地产交易，为什么房产交易要到战国时期才出现呢？

　　战国时期有一个特别有名气的购房者，纸上谈兵的赵括，这个人是当时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打小琢磨兵法，说起来行军布阵，那是头头是道啊。可是做事不行，带了40万兵出去打秦国，结果被人全部活捉，然后统统活埋。后来纸上谈兵成为一个笑话。赵王刚开始封赵括做大将军的时候，赏了他很多的钱财，赵括就用这些钱财，去买地皮，买房子。他是见了好的地皮，好的房子，无论贵贱一律买下，有点像现在开发商屯地，购团购房一样。

　　为什么在战国之前，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房产交易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经济发展状况，另外一个是制度因素。战国以前是井田制，所有的土地都归周天子一人所有。所以说，在战国以前，土地交易有，但是不多。房屋交易也可能有，但是我们在历史上没有找到迹象。倒是在战国以后，井田制崩溃了，土地私有制有了萌芽，鲁国也搞土地改革，秦国也搞土地改革，土地私有了，房屋也私有了，大家既有了使用权也有了所有权，可以自由买卖，所以在这时候，不动产交易才真正地繁荣起来。

　　这里面就有一个关键问题，产权的问题。公有制转向私有制。这个公有制是相对“公”，因为其实真正的所有权是周天子的，不是像现在我们的那种公有制，国家所有。

　　古今买房多有相同之处

　　现在人买房考虑什么房价、地段、学区等因素，古代人买房都考虑一些什么要素呢？古人买房要考虑五条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房价。宋朝有一个人叫洪迈，他说了一句千古名言：“居室所系者大，奉行唯谨，视己力而置之。”房子关系重大，一定要谨慎出手，您有钱呢，就买房，钱不是很多呢，就买偏僻地方的房子。

　　地段也是古人买房需要考虑的一项关键因素。战国时候有一个政治家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叫管仲，《管子》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共贾近市。”你是做官的，买房要买在离宫城、机关比较近的地方。你不是做官的，是务农的，买房要买在离城门比较近的地方，这样容易出去，到田地里面去耕作，离田地比较近。如果您是经商的，那好，买房就买离市场比较近的地方。一句话，您买的房子离您上班的地方要近一点。

　　房价、地段看来是买房者心中永远权衡、博弈的两大要素。古代还考虑别的因素：周边环境。孟母三迁，孟子家最初的时候住在坟地边上，经常有人哭丧。孟子的母亲觉得这样不好，搬到都市的附近，却经常有人吵吵嚷嚷的，孟母又觉得不好，又搬了。最后搬到学校的旁边，这下才觉得合适了。

　　第四条要素是有没有购房纠纷。比如说，有一条叫亲邻纠纷，就是说，我买了您的房子，您同意了，我也同意了。但是，这笔交易不一定成功的。假如您的父母不同意，您的兄弟姐妹不同意，您的街坊邻居不同意，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把我告上法庭，咱们两个这笔交易就泡汤了。我买房之前，没有调查清楚这个事情，不知道您的父母、兄弟姐妹、街坊邻居他们是不是同意您卖房，我不明内情，买了您的房子，有可能会造成大麻烦。

　　还有最后一条因素，有没有升值潜力？这是投资方面的考虑。

　　宋朝有一个文化人叫叶梦得。这个人很善于做房地产投资，他写了一条家训：“有好便田宅，可买则买之。”什么叫好便田宅，什么叫可买，叶梦得只有一条标准，就是可致富。刚开始买的时候，一百万一套，过了两年，涨到一百五十万，这就是叶梦得说的可致富。

　　看似新生事物的房地产买卖，其实已经延续了3000年了，而且古代的这个房地产和今天相比，还有那么多有趣的相同之处。

小李子

选择你深爱的那个人来伤害你吧




　　重病中的女孩海蓁，爱上了同病相怜的男孩奥古斯塔斯，死神的身影伴随着青春的曼妙，两个年轻人在让人羞赧的生理折磨和情感考验中互相依偎。海蓁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完成荷兰之旅，男孩忍着病痛，帮她完成了心愿，就告别了这个世界，在有限的日子里给了女孩永远的爱。女孩读着男孩留下的信，凄然泪下……苦难中两颗纯洁心灵的抚慰，残酷中青春之花的绽放。作品将爱情与死亡写得如此平实而奇异，催人泪下，在洗涤人类情感的同时，让人体味生命和爱情的美妙与痛苦。

　　《无比美妙的痛苦》问世后，好评如潮，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首位。出品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著名电影的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购得《无比美妙的痛苦》小说的电影改编权。2013年8月26日，影片在小说中两位主角生活的地方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开拍，并将远赴荷兰取景，影片将在2014年上映。

　　本版选摘的章节，是小说内容的完结篇。

　　他像是一棵

　　挂满了灯的圣诞树

　　我和奥古斯塔斯是“灾星下的恋人”：一个会先挥别这个尘世，留下另一个独自缅怀这段短暂却又永恒的感情。讽刺的是，命运这次留下的竟然是我。

　　我一直以为奥古斯塔斯之所以能爱上我，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病痛；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也许他仍在经受病痛。

　　我们进了我的房间。我在床边坐下，等着他来坐在我身边，可他蜷起长腿蹲坐到了那把颜色暗淡的佩斯利旋涡纹沙发上。那张小沙发，有多大年岁了？50年？

　　我嗓子眼好像堵着个团子，看到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叼在唇间，我觉得嗓子眼那个团子发硬。他往后一靠，叹了口气。“就在那次你进 ICU之前，我开始感觉髋关节疼痛。 ”

　　“不。”我说。恐惧如潮水滚滚而来，我被拖到水底。他点点头。“于是我去做了个 PET扫描。”他停下话头，突然把烟从嘴里拿出来，咬紧了牙关。

　　我大半辈子都致力于在爱我的人面前忍住眼泪，因此我知道奥古斯塔斯在做什么。咬紧牙关。眼睛往上看。告诉自己如果他们看到你哭，他们会受伤。然后，尽管嗓子眼什么也没有，你还是吞咽一下，然后看着爱你的那个人微笑。

　　他扬起一边嘴角，绽开一个微笑：“PET显像结果上全是亮点，海蓁·格蕾丝，我像是一棵挂满了灯的圣诞树。胸膜，左髋部，肝脏，到处都有。”

　　这句话在半空中悬停了一会儿。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站起来，拖着我的身体和氧气推车，从年头久远的地毯上走过去，奥古斯塔斯永远也不可能活到这地毯的年岁了。我在沙发跟前跪了下来，把头靠在他的膝上，抱住他的腰。

　　他轻抚着我的头发。

　　“我非常难过。”我说。

　　“我很抱歉没有告诉你，”他说，声音很平静，“你妈妈一定知道了，她看我的神情……我妈妈一定告诉她了，或透露了什么。我早该告诉你的。我太蠢，而且自私。”

　　当然，我知道他先前为什么闭口不谈：跟我不想让他看到我在 ICU里的样子的理由一样。我根本无法对他生气，一点儿也不。直到现在，我自己所爱的人成了手榴弹，我才明白，自己先前拼命想保护别人，不让他们因我即将粉身碎骨而受到伤害有多么傻：我没法停止爱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我也不想停止爱他。“这不公平，”我说，“这真是太不公平了。”

　　“这世界，”他说，“不是满足心愿的大工厂啊。”随后，他突然难以自制地落下泪来，只是短短一刻，他的啜泣声无力地回响着，就像没有闪电相伴的一阵雷鸣，其深可畏惧的狂暴，倒常常会被挨痛受苦界的业余人士误认为软弱。后来，他把我拉到面前，他的脸离我的脸只有几寸远，坚决地说：“我会战斗到底。我会为了你战斗到底。你别担心我，海蓁 ·格蕾丝，我没事。我会找到办法，长长久久地待在你身边，让你心烦。”

　　这是一场内战，胜败已经注定

　　我在哭。但即使这个时候，他仍然强壮有力，把我抱得紧紧的，我能看到他环抱着我的胳膊上坚实的肌肉。他说：“我很抱歉。你会没事的，都会没事的。我保证。”他又挑起一边嘴角微笑起来。他吻了我的额头，然后，我感觉到他强健的胸膛稍稍瘪下去一点点。“我猜我到底还是有那么个‘致命弱点’……说起来，我多少欺骗了你，让你以为爱上了个健康人。”他说。

　　我耸耸肩：“我也会对你做同样的事。”

　　“不，你不会的。不过我们不可能都跟你一样了不起。”他吻了我，然后皱起眉头。

　　“疼吗？”我问。

　　“不。没事。”他盯着天花板注视良久，才开口，“我喜欢这个世界。我喜欢喝香槟。我喜欢不抽烟。我喜欢荷兰人说荷兰语的声音。而现在……我甚至连一场战役都没有，连作战的机会都没有。”

　　“你和癌症作战，”我说，“那就是你的战役，你会一直战斗到底。 ”

　　我其实很讨厌人们总想夸我鼓励我，做好准备与病魔战斗，但我也这么对他了。“你会……你会……享受最好的生活，就在今天。现在这就是你的战争。”我都鄙视自己这滥情伤感的调调，但我还能拿出什么别的呢？

　　“好一场战争。”他心灰意懒地说，“我在向什么开战？我的癌症。我的癌症又是什么呢？我的癌症就是我。肿瘤是我的一部分。毋庸置疑，就像我的脑子我的心是我的一部分一样。这是一场内战啊，海蓁·格蕾丝，胜败已经注定了。”

　　“格斯。”我说，可我什么别的也说不出了。他太聪明了，我所能提供的种种安慰都无法真正安慰他。

　　从阿姆斯特丹回来后不久，奥古斯塔斯·沃斯特死了。

　　临终时，他的妈妈、爸爸、两个姐姐都和他在一起。他妈妈凌晨三点半给我打来电话。当然，我已经知道，他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了。我睡前还跟他爸爸通过话，他告诉我：“可能就是今晚了。”可即便如此，当我从床头桌上抓起手机，看到来电显示“格斯妈妈”的时候，我心里的一切顷刻坍塌了。她在电话那头只是哭，然后对我说她很难过，我也说我很难过，她对我说，他临终前有几个小时已经失去意识了。

　　然后我爸妈进来了，脸上带着等待确认的神情，我只点点头，他们倒在彼此的怀里，我敢肯定，他们感觉到了迟早会直接找到他们头上的那种恐惧的谐振。

　　我给艾萨克打电话，他诅咒人生诅咒宇宙诅咒了上帝本人，还说那些该死的奖杯呢要砸的时候怎么偏偏找不到。然后我意识到，没有别人可以打电话了，这是最悲伤的事。我真正想谈论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之死的对象只有一个人，那正是奥古斯塔斯·沃特斯。

　　他为我留下了最后一封亲笔信

　　无法忍受。整件事。每一秒钟都比刚才更糟。我不停地想要给他打电话，想知道会发生什么，会不会有人接起。过去几个礼拜里，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已经只用来追忆往事，但那也不是一无所有；现在，我回忆的乐趣也被夺走了，因为已经没有人跟我一起回忆。感觉就像，失去一个同忆者就意味着失去了回忆本身，就好像与几个小时之前相比，我们从前一起做过的事也变得不那么真实、不那么重要了。

　　如果你去急诊室，医务人员叫你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从一到十的评估表评估你的疼痛等级，他们依据这个来确定用什么药，用得多快。几年来，这个问题我被问了几百次了，我记得很早的时候有一次，我喘不上气来，觉得胸口好像着火了，火舌从里面舔舐着我的两肋，想要杀出一条路烧出我的身体，爸妈把我送到急诊室，一个护士问我痛得怎么样，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于是举起了九个手指头。

　　后来，他们给我用了不知什么药之后，那个护士进来了，给我量血压，同时轻轻摩挲着我的手，说：“你知道我怎么知道你有多坚强的吗？因为十级疼痛你只说是九级。”

　　但她其实说得不太对。我说九级是因为我想留着十级以后用，而现在时候到了，巨大的、可怕的十级，一遍又一遍地猛烈摔打着我。我独自躺在床上，静静地凝视着天花板，让巨浪将我抛起，摔到岩石上，随后又将我扯回海里，好再一次把我推到尖利的悬崖上，最后让我一个人脸朝上在水里漂荡，却留下一条命。

　　最后我真给他打了电话。电话那头铃声响了五下，然后转到了语音信箱。“这里是奥古斯塔斯·沃特斯的语音信箱，”他的声音说，那曾令我倾心的清亮嗓音，“请留言。”然后是哔的一声。电话那头死寂的氛围如此诡异，令人悚然。我只想和他一起回到那个尘世之外的第三空间去，我们以前在电话里聊天时去过的秘密之地。我等着那种感觉，可它再也没出现：电话那头的死寂气息毫无慰藉之意，最后我只好挂断。

　　我总是隐隐觉得，奥古斯塔斯不会不留下只言片语就离我而去。我去了他家，我去了他的卧室，走近他的书桌，爬上一直保持着他走时样子的床，把自己裹在他的被子里，裹得像一只茧，周围环绕着他的气息。后来我再也没有像那样感受到他的气息了。可我什么也没找到。

　　直到奥古斯塔斯离开我后的第十一天，他的爸爸打来了电话。他说整理奥古斯塔斯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奥古斯塔斯经常用的笔记本，里面的前几页不知为什么被撕掉了。他觉得可能那就是我一直寻找的东西。如果说这世上还有奥古斯塔斯留下的东西，不论它在哪里漂浮着，我都要找到它。

　　可是他能放在哪里呢？我又一次去了互助小组，到处都检查过，没有发现什么。朋友的一个电话提醒了我：是不是奥古斯塔斯把它寄给了我？我立时想到了彼得·范·豪滕。

　　果然，奥古斯塔斯为我留下了最后一封亲笔信。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会在最后的日子里写信给范·豪滕而不是我，读到信的我明白了一切……

　　我不敢说自己就是奥古斯塔斯信中描述的那种女孩，但有一点十分确信：如果说我们在世界上留下的印记难免是伤疤，那就选择你深爱的那个人来伤害你吧。显然，我和奥古斯塔斯都十分满意我们的选择。这无比美妙的痛苦让人忍不住潸然泪下……（完）

　　○摘自《无比美妙的痛苦》

　　（美）约翰·格林 著

　　卢宁 译

　　接力出版社

　　即将出版

小李子

艾伦：曾服务8位总统的白宫黑人管家




　　观看最近上映的电影《白宫管家》时，美国总统奥巴马感动得泪流满面。

　　“我流泪，不仅为了在白宫工作的黑人管家，更为那才华横溢却遭到歧视的一代人无法在人生路上走得更远。”他在一档广播节目中这样感慨。

　　《白宫管家》背后的真实人物尤金·艾伦就经历着这样的人生。在种族隔离法律的约束下，在白宫工作34年的他一直默默无闻，直到第一位非洲裔美国总统诞生。

　　一份年薪

　　2400美元的工作

　　“这部电影带给我太多感触。”向媒体谈及观影感受时，奥巴马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 他甚至回忆起自己初到白宫时，“管家们对我们非常好、非常热情。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玛利亚和娜塔莎就像自己的孙女或女儿。我们的到来对于他们和所有非裔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历史性时刻。我真的很爱他们。”

　　《白宫管家》的灵感源自于2008年11月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这篇报道让美国人第一次将目光投向一位在白宫默默无闻工作的黑人管家尤金·艾伦。在他任职的34年间，尤金从最底层的杂务工成为受人尊敬的侍者总管，更重要的是，他不仅见证了8位总统的白宫生涯，更用真诚收获了友谊和尊重。

　　尤金于1919年7月14日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一座种植园，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他和很多人一样前往华盛顿特区寻求发展。只上过高中的尤金一直从事的都是酒吧侍者和招待的工作，但他颇为满足于这安稳的生活。

　　1952年，一位女士介绍尤金去白宫面试管家的机会，他当时并没上心，因为对自己在乡村俱乐部当招待的工作已经很知足了。

　　在朋友的力荐下，尤金还是前去面试。当时的白宫总管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老实憨厚的人，于是尤金顺利得到了这个年薪2400美元的职位。当然他还得从最基础的工作干起，他主要的任务是在厨房打杂，如负责厨房的一些日常维护，例如洗餐盘子，整理橱柜，清理银质餐具等等。

　　“惟一受邀参加国宴的管家”

　　尤金·艾伦每天都很晚回家，妻子海伦静静地坐在厨房里等他。

　　在白宫，他与肮脏的盘子关系亲密，椭圆形办公室的大桌子显得遥不可及。但海伦不介意，她为丈夫骄傲。

　　他是历史书背后的故事，是白宫厨房里沉默的背影。如果一定要找出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在白宫工作的34年里，亲眼目睹过8位总统来来去去的艾伦，“没耽误过一天工作”。

　　这对夫妇生前，客厅里挂着里根总统夫妇和艾伦服务过的其他7位总统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福特总统正在打开生日礼物，艾伦站在不远处。

　　艾伦跟福特总统同一天生日，每次举办生日派对，他都是头一个被邀请参加的工作人员。笑容甜美的福特夫人总会提醒众人，“今天也是吉恩（艾伦的昵称）的生日”，带领所有人为他唱歌庆祝，直到这位穿着燕尾服的管家不好意思地走开。

　　一天，南希·里根突然来到厨房，提醒艾伦，总统将与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共进晚餐。艾伦保证自己已准备就绪，连瓷器都选好了。但南希告诉他当晚不用工作，吓坏了这位兢兢业业的管家。

　　“你和海伦将作为客人，出席里根总统和我举办的国宴。”南希笑着说，“我告诉你，你绝对是惟一一个受邀参加国宴的管家。”

　　那天晚上，海伦打扮得格外光彩照人，与国家首脑侃侃而谈。值班的管家似乎特别注意往他们杯中倒香槟，就是艾伦放在白宫储物间里的那些。

　　“杰克·肯尼迪人很好，”艾伦回忆说。“肯尼迪夫人也是。”海伦在一旁附和。

　　肯尼迪遇刺那天，正在厨房工作的艾伦受肯尼迪夫人邀请参加葬礼，但他自愿留在白宫服务。肯尼迪夫人送的那条总统的领带被他郑重收藏。

　　有时，人们会问艾伦最喜欢哪个总统，这个老人总会回答“我喜欢他们所有人”。

　　“我跟8位总统都握过手。”他曾骄傲地告诉美国《华盛顿邮报》。“我也在那儿，亲爱的。”海伦在一旁提醒，“也许在后面，但我也握过他们的手。”

　　杜鲁门总统叫他“吉恩”，福特总统喜欢和他谈论高尔夫球，他曾乘坐“空军一号”陪尼克松总统造访罗马尼亚，还和卡特总统在戴维营喝过啤酒。

　　1986年告别白宫时，艾伦收到了一大堆送别礼物和各式各样的照片，里根总统为他写了一张甜蜜的亲笔信笺，南希紧紧拥抱他。

　　离开白宫后，他去葛底斯堡看望年迈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此后，每年过生日或圣诞节时，他都能收到来自众多前第一家庭的贺卡。

　　黑人离权力中心越来越近

　　在白宫厨房里，种族主义的影响并不明显，因为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黑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种族隔离的高墙在这里消失，单看“白宫”这个名称，就不难想象。

　　1952年刚到白宫工作时，年轻的艾伦只是个负责洗盘子、收拾橱柜和擦拭银器的厨房员工，每年能赚2400美元，但一周工作6天的他甚至不被允许使用公共洗手间。

　　“我们从未拥有任何东西，”他回忆起当时美国黑人的艰难处境，“但我希望事情变得更好。”

　　1957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处理小石城学校种族歧视危机时，曾就取消一个电视节目征求艾伦的意见。这位临时“顾问”告诉总统，这个节目很难吸引广告商，因为他们担心南方白人观众联合抵制这个节目。

　　1963年2月，肯尼迪邀请800位黑人来到白宫，纪念《解放奴隶宣言》生效100周年。原定出席的黑人明星小萨米·戴维斯因娶了瑞典白人演员梅·布里特，被白宫从宾客名单上划去，却被民权人士偷偷写了上去。看到这对“黑白组合”夫妇出现在白宫时，肯尼迪“吓坏了”，他“脸色发红，指示摄影师千万不要拍这对人种混合的夫妇”。

　　但这并不是戴维斯最后一次造访白宫。艾伦曾亲眼见证他受尼克松邀请，到白宫与之谈论越南战争和黑人问题。

　　1963年，马丁·路德·金应肯尼迪总统之邀到白宫做客。金说：“我有一个梦想，我梦到，有一天新的民权法案在参众两院通过。”

　　3个月后，肯尼迪总统带着这个梦遇刺身亡。5年后，金倒在了追梦的路上。但艾伦始终记得，那天自己在厨房一抬头，看到门口有一个孤独的身影。当时，金坚持与所有工作人员谈话，还称赞艾伦的礼服“剪裁合体”。

　　后来的林登·约翰逊总统实现了他们的梦想。他投入巨大的精力和决心推行《民权法案》，甚至任命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位黑人成员，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中黑人并不多，当时负责白宫内务的艾伦没有资格被视为其中之一。

　　但1987年3月，当愤怒的人群站在白宫外抗议越南战争时，是艾伦为狼狈不堪的约翰逊送上一杯杯牛奶和威士忌，安抚他的辘辘饥肠和满心恐慌。

　　随着《民权法案》的确立，黑人的政治地位逐渐提高。科林·卢瑟·鲍威尔是第一个黑人上将，第一个黑人国务卿。艾伦第一次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看到鲍威尔时，正在为对方提供茶点。多年的仪态训练让他没有露出异样的神情，但他忍不住骄傲：黑人离权力中心越来越近，比他梦想过的更近。

　　“他希望自己只是个谦卑的管家”

　　第一位非洲裔美国总统诞生前夕，艾伦和年迈的妻子坐在客厅里，激动地谈起这件事。

　　“想象一下！”她说。

　　“真了不起！”他说。

　　他们商量着为奥巴马祈祷，约好一起去投票。海伦拄着拐杖，挽着老伴，缓缓走向投票区—……他们的选举日计划早已演习过不止一遍。

　　奥巴马当选后，艾伦收到了总统就职典礼的贵宾邀请函。但海伦没能见证这个让无数黑人刻骨铭心的时刻。就在投票的前一天，她永远离开了相伴65年的丈夫。

　　朋友和亲人赶来安慰他时，老人走进厨房，想煮些咖啡来招待客人，却被赶了出来。“我醒了，我的妻子却没有。”他说。

　　从地铁站到演讲台前，这个88岁的老人走了1英里，就像踏过自己人生旅途的每一步。看着奥巴马发表演讲，他的眼睛又一次湿润。

　　“我还记得科林·卢瑟·鲍威尔来白宫时他有多开心，但奥巴马成为总统，他无法想象。”艾伦的儿子查尔斯告诉美国一网站。“那时我们才意识到这真的会发生。他看着我，什么也不说。他不是个多话的人，那种眼神让我明白，他有多满足、多高兴。”查尔斯向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描述了当时的感受。

　　出席奥巴马的就职典礼，让艾伦一夜之间出了名。他收到了数百封信，有些来自遥远的瑞士；人们打电话来，感谢他为国家服务；邻居在路上“围堵”他，向孩子们介绍他。

　　美国各地的电视台邀请他做节目，出版商邀他出书，许多组织请他演讲。这些邀请，艾伦统统拒绝。直到2010年以90岁高龄去世，艾伦再没接受过媒体采访。

　　查尔斯说：“他希望自己只是个谦卑的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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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因跑步结缘，婚礼以跑代车



　　没有婚车相随，却有40多名跑步爱好者冒雨见证。日前，因跑步健身而结缘的新郎代述迅和新娘刘晓雪手牵着手，在成都新华公园附近的马路上一阵小跑，“跑”进了婚姻的殿堂。

　　在跑向酒店的一路上，新人的跑步方阵引起众多路人围观。市民黄女士说：“以前结婚都是婚车队，这种跑步结婚新颖，而且相当环保。”□据《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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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坊间巷里的风景　




　　人们的兴趣点从来不停步于固态的景观，了解动态的城市、鲜活的生活方式更是游客心底的渴望。

　　寻找异地生活方式

　　打破“短期消费”魔咒

　　每天早上打开电视机，都能看到各色各样旅游目的地宣传片，或风景优美，或文化璀璨，但它们真能吸引你千里迢迢吗？

　　高小姐每年度假都会去丽江，已经连续4年，今年倒是头一次去了趟泸沽湖。她说，最吸引她的就是丽江的悠闲生活，每天背着背篓买菜做饭，晚上听相熟的酒吧歌手唱歌打鼓。今年回来后，她居然和朋友合资在丽江租了一套院子，打算做客栈买卖。

　　其实，好的城市能够让游客与市民享受高品质的幸福生活，而不仅仅是用来观赏。那么，从本地着手，寻找在巷里街坊间的风景，当代市民的寻常生活就是城市最好的旅游宣传。

　　一座城市的繁华，从来都不是静止的，甚至也不是直线前行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逝去的只能是我们过去的背影，可以追忆，可以传承，但却不可原封不动地复制。城市就像一株古树，不仅有沧桑的树皮，更有新鲜的嫩枝，厚重的年轮承载着千年来的连续记忆。

　　在国内，这样的范本举不胜举。游客到江南看小桥流水，不就是想了解山水之中的人文灵气？到西安，在汉唐遗迹之外，人们或许更渴望了解西安为什么被称为“最男性化的城市”……

　　传统的生活资源、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才是城市旅游发展的方向。在“景”的基础上，更应做好“城”的文章。如果一座城市，满足了本地居民的休闲需求，并间接营造了易于外地人旅游的环境，这样的城市旅游才是坚实的，可持续的。

　　打破“短期消费”魔咒

　　外出旅游，是因为人们心中总是有意无意地向往着远方，离开自己熟悉的周围，到异地他乡去走一走、看一看。增长见识也罢，放松心情也罢，大众旅游时代，渴望体验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的人们将陌生、新鲜设定为旅游的向导。

　　眼光放在远方的不仅是游客，还有各地的旅游管理、规划部门。在旅游资源开发、市场宣传和目的推广上，他们总是看中异乡的客源和营造陌生的生活环境，希望让游客花更多的钱。所以，空间意义上的欧美发达国家，还有时间意义的中国古代成了抄袭的对象。我们会看到，从欧洲复制来一座小镇，从美国搬来一个街区，好不容易开发了一座度假岛屿，却将其称为“东方威尼斯”、“中国的因特拉肯小镇”等。

　　在开发本地旅游资源时，各地对我国古代文明的挖掘更是不遗余力。一些地方以旅游开发的名义，总想花很多精力和金钱去复建一座古城，恨不得把古代典籍都翻箱倒柜找出来，最好原封不动地复建，但是，又有哪一种逝去的繁华能够追回？

　　如果复制、粘贴是有效的，那为什么很多地方的旅游资源开放后，游客们去过一次就不会再探访第二次？新的景区暂且不提，桂林，坐拥“甲天下”的漓江，拥有小资们向往的阳朔一条街，其旅游经济总量在全国同类型的城市中依然偏低，2012年全市旅游总收入为255亿元，占GDP比重为17%。问题出在哪里？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近年来，大中型城市的旅游业比重随着经济发展不升反降，究其原因，不是旅游业发展慢了，而是其他产业发展得更快。如果城市经济的内生消费不足，单纯依靠游客到访的短期消费，没有其他产业做配套，无法支撑起一个中等以上城市的长期发展。

　　寻找城市旅游的生命力

　　截至去年，国内绝大部分省区市已将旅游业确定为战略性支柱产业。不过，如果单纯依靠现有旅游资源或新建旅游设施，难以成为名副其实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这里引出一个命题，我们要发展的是旅游城市还是城市旅游？

　　城市旅游与旅游城市的最大区别，是狭义的旅游吸引物和广义的城市接待体系的区别。对小微型城市来说，旅游城市更易于操作。而对于大中型城市，培育旅游吸引物更为重要。不仅是有形的景区景点，还包括无形的感知形象，如巴黎的时尚、伦敦的优雅、纽约的现代化。

　　以世界第一大旅游城市巴黎为例，巴黎旅游和会议促进局中国委员会局长Paul Roll说，2012年，巴黎接待了2900万游客，其中中国游客超过百万，居排行榜第三，预计两年之后将跃居第二位。而更大的变化是，中国游客在巴黎待的时间曾经为不到两天，现在是两天多。

　　这种良性的变化，不是来自于巴黎那些举世闻名的旅游景点，而是在于更多人希望到巴黎寻找鲜活的生活方式。Paul Roll说，在巴黎，很多公共场所都是巴黎人和外来游客分享休闲生活的圣地。找一间咖啡馆买杯咖啡坐下来，看来来往往的巴黎人，观察每个人不同的行为方式，也会小有惊喜。

　　要想吸引更多的游客，城市旅游不应将关注点仅仅局限于景点，还须建立更加完善的商业接待体系和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对商务旅游者来说，城市的工业生产，以及金融、物流、法律、咨询等服务业也是他们所关注的，这些更需要依托城市内生的经济发展体系。

　　这就是说，城市旅游需要依托于本地市民的日常生活。没有本地人的生产和生活消费，哪怕是季节性不那么明显的城市，也不可能单纯依靠游客到访解决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问题。戴斌说，无论何时何地，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与环境和时代相适应的产业体系，以及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管理体系，才是城市旅游真正的生命力所在。

　　摘自《经济周末》

小李子

瞎说说:海清如此一跪，实在有失水准




　　选秀节目《快乐男声》已经进入高潮，该节目比较与众不同的，就是每期都会邀请一位V神坐镇，他们将根据场外观众对选手的讨论话题次数在关键时刻投给选手重要的一票。之前，已经陆续有萧亚轩、杨幂、郭敬明、范冰冰等明星坐过这个位置。在上周“5进3”的决赛里，节目组邀请的是“国民媳妇”海清。如果说之前的几位明星V神获得了较好的反响，而海清这次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不合时宜之举”引来不少质疑。

　　一出场，海清就自我介绍了一番，之前几位嘉宾给人的感觉或亲切或自然，海清的几句介绍则不管咋样听着都有些过于官方的感觉，后面几句听着简直像背手册。然而这只是个开始，因为出于对长相颇为帅气、唱跳型选手欧豪的喜爱，她在比赛中途问欧豪道“你是喜欢长发女孩还是短发女孩，请如实问答我”，在得到“短发”的回答后，兴奋的海清直接表白：“我的短发永远为你而留！”当然，对选手表示爱意这本身并没什么，在最后阶段两位选手欧豪与宁桓宇上演终极PK，轮到海清根据场外话题讨论数宣布哪位选手增加一票时，这时她突然走下台，让主持人何炅、汪涵以及宁桓宇站到自己的身后，然后深情地对着欧豪跪下，并大喊道：“今天我是V神，但在这个台上，你就是我的神！”她跪完后，还对着几位评委作揖道：评委们拜托了……之后，在电视机、电脑屏幕前观看节目的网友纷纷惊呆了，质疑声、声讨声迎面而来。

　　笔者认为，如果说开始的自我介绍有“做作”之嫌还只是个人感觉，那海清后来的这个举动确实不妥。且不说这是一场直播比赛，V神的职责是代表场外观众投票应该保持客观性，看过“快男”的观众应该知道，每周一轮轮的淘汰赛非常残酷，而5强的选手因为日日生活在一起，私交甚好兄弟情较为深厚，在最后两人PK时，大家都怀着很紧张忐忑的心情；而在5强选手中，欧豪又一直是人气比较高的，在前两位评委已均选择欧豪的情况下，在一旁的宁桓宇更显弱势，海清在此时公开拉票不仅极具倾向性，更重要的是没有顾及到另外一位选手的感受，让旁观者也颇为尴尬。最主要的是，其实作为V神的她在看板上应该看得到欧豪场外的人气指数一直是领先于对手，在偏爱的选手处于人气强势并没有落后的情况下，海清这样做更没有必要。对于宁桓宇的粉丝来说，如此举动也会让他们产生不舒服的心理。

　　喜欢一名选手的表达实则有很多种，可以在台下私下跟他说，或者在其晋级后高兴地拥抱他表示鼓励，而海清在比赛途中也已公开表达过对欧豪的喜欢，在大家都已明了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在局势最紧张，而且两位选手心理最脆弱的情况下再来这一出，这样的行为即使不能说不是不顾大局，却已离“直率”、“真性情”差得很远。

　　现在，明星与大众的关系已不像以前那样相隔甚远，特别是有了微博后，大家交流更显亲近。人的性格在言谈举止中就可以看出三分，明星上综艺节目往往是为了给自己的正面形象加分，有不少人确实也借此方式给人留下了更亲民好交流的印象，直接以此抨击外界那些虚虚实实的负面消息。像海清这样，用自己的行为在他人印象中减分并使人大吃一惊的，并不多见。　

小李子

古代统治者命运千差万别



　　帝王，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曾经煊赫5000余年。他们有的是这条河中的顺风船，有的是中流石，有的似春汛，有的如冬凌，有的是与水俱下的泥沙，有的是顺流而漂的朽木……钩沉他们的史迹，传述他们的轶闻，于今之借鉴、增知、休闲，不无裨益。

　　夏启、纣王 被酒色夺去了生命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了“国号”的朝代是夏，开国君主是夏启。一开始，夏启不仅继承了他父亲禹的治水功业，自己当国君也干得不错。虽然有人反对“家天下”，并且引发了战争，但夏启毕竟是个贤能的人，取了胜。他执政之初，很廉洁、很俭朴，吃粗食粗菜，睡在很破旧的被褥上，而且限制官员们的带有奢侈性的享乐和娱乐。但后来，他很快就糟糕起来。先是几个儿子争权夺势，后来他本人也腐化起来，被酒色和打猎等“恶性娱乐”过早地夺去了生命。

　　商朝的纣王，在历史上名声很坏。不过他年青的时候，也算是个英雄。他是商朝的第30个王，父亲是帝乙，他是帝乙的小儿子，姓子名受。

　　纣王年轻时，曾是个德智体都颇出色的人物。他力气很大，曾多次力杀猛兽，并能独力撑起房屋的梁柱，做事也很有决断能力，而且他的外观模样也很漂亮。

　　他一开始做王时，功劳是很大的，最大的功劳是打败“东夷”。他身先士卒，作战勇敢，这场胜利确立了“中原文化”的地位，将商朝较为先进的生产力推向长江下游地区，贡献很大。但后来的商纣王变成什么模样，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荒淫无道。结果怎样？必然亡国丧身，在鹿台上被烧死了。

　　秦始皇、陈胜、项羽 是英雄但难成大业

　　年轻时代的秦始皇，无论如何也算是个英雄。单是完成了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中央集权统治，就是千古不朽的。但是他的“末路”之感，来得也似乎很快。与修建万里长城几乎同时，他着手修建了骊山陵墓，此中便有对死的不祥预感。至于焚书坑儒，深层意识中已经隐含了精神上的脆弱。在他死前，对几件“可疑事件”早已战战兢兢：一是在东郡地方从天上掉下一块陨石，石上出现“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为此杀了很多知情的老百姓；一是在华阴地方，有“神秘人物”拦下秦始皇的车，告诉他“今年祖龙死”。这些无稽传闻，当年处于年轻气盛时的他绝不放在心里，一笑置之而已。但晚年的秦始皇却很难一次次摆脱“疑心生暗鬼”的幻觉。为了开心，便搞了近半个中国的大规模巡幸，但50岁的他终于走到了“临终弥留”的时刻，“英年早逝”了。他的死，带来的又注定是家乱、国亡。

　　在灭秦中起了大作用的陈胜，年轻时无疑是英雄。单是他那两句宣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就有无可置疑的非凡之气。后来成了王，建了“张楚”国号。时间太短暂了，不久陈胜便兵败身亡在安徽蒙城县。其实，他的政治生涯的短暂，最早的兆头应在他成王“得意”时，连他的老乡来看望他都惊愕于他的豪奢。

　　另一位反秦的项羽，他的英雄气质至少有两个超乎常人的标志：一是青年时代见了秦始皇的威风，敢于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二是起义时的“破釜沉舟”之举，勇气十足兼又斗志昂扬。但他一经得势，另有一句话也表现了他的“小农素质”：“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有这样的“小农意识”垫底儿，是很难成就大业的。

　　刘备、杨坚、李渊、李隆基

　　明君不少但善终者不多

　　三国时代，多少有野心的人想称王，但是后来的命运真是千差万别。袁绍做大军阀且又势力盖世无双时，力量仍很逊色的曹操就暗暗鄙夷他：“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这样的评价，后来果真应验了。袁曹大战时，袁绍本来有良好战机，但却坐失了，源于小儿子患了“疥疮”，“命已垂绝”，无心“更论他事”！最终的命运不用说：败得很惨，吐血而亡。

　　上面说的是主观原因。由客观原因导致走向末路的人也有，如刘备。刘备的精神支柱之一是诸葛亮，但内忧也很重，这就是他的接班人（儿子刘禅）委实不成器。刘备死前对诸葛亮提议：“我儿子不成才，不如由您来取代他吧！”这不失为刘备的英明决策，可惜言不由衷。加上诸葛亮愚忠式的悲剧性格，蜀国的最终灭亡是注定的。

　　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创业前、建国初都是英明之主，特别是在立法时，对王子、贵戚、官宦惩罚从严，对老百姓从宽。但是这一切优点，又很难逃脱“封建体制”和“家天下”的残酷规律。仅仅为了太子确立上的好恶，就迫害了具有第一等功劳的宰相高颍，最终也落得只好任凭儿子杨广弑父弑兄。

　　唐朝的英明君主也不少，但善终者不多。唐高祖李渊的政声一开始是不错的，但后来便昏庸得可以。他因为宠信妃子张婕妤和尹妃的父亲尹阿鼠，就斥骂儿子李世民，还把重臣杜如晦痛打一番。

　　若干年后的唐玄宗李隆基，年轻时本来是十分有为的，一连气搞掉了两个恶迹昭著的外戚集团——武氏家族、韦氏家族，挽救了唐政权的危机。但接下来，玄宗本人昏庸腐败也是无以复加的，诱发了安史之乱，自己也只好让位。

　　朱元璋、朱由检

　　“家事”好“国事”才多福气

　　封建皇帝的“国事”，有时与他的“家事”是一回事，因此，“国乱”往往源于“家乱”。反过来说，“家事”处理得好，也就使“国事”多些福气。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位31年，基本算得上“善终”，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有位善良懂事的皇后马氏，外号“马大脚”。此人连名字都不一定准确，但在历史上却很有名。在朱元璋成事之前，东征西讨时，马氏不仅与丈夫同甘共苦，而且出了很多好主意。

　　朱元璋当皇帝后，处理朝政时，马氏常常在外面偷听。听到丈夫无端发怒，过分地处罚人时，总要向丈夫提醒，讲一番被惩罚者的优点，要求尽量宽大。朱元璋儿子的老师李希颜，对学生非常严格，还伴之以必要的体罚。皇子们向父亲告状，朱元璋犯了糊涂，便喝斥李希颜，乃至要炒他的鱿鱼。马氏便对朱元璋说老师做得对，应当表扬，并一边安慰老师，一边训斥皇子。

　　大学问家、大功臣宋濂也是皇子的师傅，由于他孙子受丞相胡惟庸一案的牵连，朱元璋定了他的死刑。马氏对丈夫说：“给孩子请个好老师不容易，何况有罪的是宋先生的孙子，他本人并不知情，应当宽谅。”固执的朱元璋坚持己见，马氏便不与丈夫同桌吃饭，不说话。最后又一次劝说朱元璋饶恕宋濂，朱元璋只好同意了。

　　临终前的马氏有病也不吃药，她知道她患的是难治的病，吃药一定无效，太医又肯定被杀。有这样懂事的老婆，朱元璋受益颇多，自己也得以善终。

　　明朝后来的皇帝，除了明成祖朱棣之外，几乎一代不如一代。末代的朱由检即崇祯皇帝，比他的父亲、哥哥要强得多，他本来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也确实做了些除弊兴利的事，如清除掉魏忠贤集团，惩办一些昏官庸吏。但此人刚愎自用且又多疑，17年当中换了50多个宰相，尤其是冤杀了大忠臣袁崇焕。李自成进北京后，崇祯死得尤其惨，灭妻杀女，自己也吊死在景山的歪脖子槐树上。

　　摘自《文史参考》 毛志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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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子 发表于 2013-9-26 07:19
古代统治者命运千差万别

这个文章信息量哈大。我就说几个感兴趣的：
1.陈胜：我认为，农民就是农民。农民“成功”以后是一定要炫富，会很快带着自己走入毁灭。清朝的洪秀全不也是这样吗？当然洪秀全之后还有农民坐天下的，他们的奢侈程度同样让人感到吃惊-这个就不展开了，否则被和谐了，呵呵
2.其实，诸葛亮不是愚忠，哪个年代真的是没办法的事情。首先，刘备是个精神领袖，他儿子是个摆设但是也是凝聚力的核心。其次，刘备做皇帝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姓刘，打着汉家天下的旗号。他的国家其实是汉而非蜀（后代人瞎说叫魏蜀吴，其实是魏汉吴）。诸葛亮篡权的话第一个要改国号了，因为不能姓诸葛的人坐汉朝的龙椅。第三，做二把手和一把手还是有本质的区别。我小时候也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花容和吴用在宋江坟前自杀，现在知道了吴用只能是吴用，做不了宋江或者晁盖，就像孙悟空永远做不了唐僧一样。
3.袁崇焕其实也不能完全算被冤杀，其死亡也是有死亡的道理的。此人刚愎自用凭空杀了毛文龙却对权势卑躬屈膝，恨不得认太监做干爹（毛文龙都反对立生祠他恨不得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大力支持太监的生祠）。作为在京城的百姓，相对读书是算多的，消息也比较多的，那么多人想去吃他的肉其实不能说都是被愚弄的。当然，明朝的灭亡是让人无比扼腕叹息的，我曾经研究了好久，刚开始的时候也在想，是不是熊廷弼、袁崇焕在了，明朝就没事了呢？是不是吴三桂不让清军入关就可以了呢?看了无数史料，发现，明朝不可能不灭亡的，和宋朝一样，重文轻武就一定是这个下场（文官体系昏庸腐败）--明朝文五品官可以骑在武二品官身上拉屎，整个官僚体系无比的黑暗。那些无恶不作的东林党人把持了朝政，居然在翰林院公然轮奸新的进士，皇帝被东林党人弄得死死的，毫无办法，根本没心思想朝政的事情。

小李子

李某某犯强奸罪一审获刑10年

法院认定5名被告行为系轮奸，另4人被判3年到12年不等有期徒刑



　　据新华社电 各方高度关注的李某某等人强奸案昨日上午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一审宣判，法院以强奸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李某某有期徒刑１０年、王某等４人有期徒刑１２年至３年（缓刑３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自今年２月案发以来，尤其在进入司法程序以后，这起案件更是波澜不断。李某某等人的行为是强奸还是嫖娼？被害人“身份”是否影响案件定性？５名被告人量刑依据何在？法院为何不公开审理此案？判决一一回应了公众关注的四大焦点问题。

　　■李某某等人的行为是强奸还是嫖娼？

　　5名被告行为认定系强奸

　　多人供述李某某首先实施

　　法院审理查明，今年２月１７日零时许，被告人李某某等５人及案外人李某等，到海淀区某酒吧包间内饮酒消费，酒吧服务员张某安排被害人杨某某在该包间内一起喝酒、唱歌、玩游戏。凌晨３时３０分许，杨某某在张某的陪同下随李某某等人先后来到海淀区金源时代购物中心的金鼎轩餐厅和海淀区人济山庄地下车库，后李某和张某因故先行离开，其他人乘坐魏某某（兄）驾驶的奥迪Ｑ７离开人济山庄，后杨某某被５人带至海淀区湖北大厦，在酒店房间内，李某某、王某、魏某某（兄）、张某某、魏某某（弟）依次强行与杨某某发生性关系。

　　事发后，针对公诉机关对５人涉嫌强奸罪并构成轮奸的指控，个别被告人家属提出５人的行为系嫖娼的辩解。

　　法院查明，５名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均曾供称看到其他同案被告人与杨某某发生了性关系，部分被告人有猥亵行为。李某证言也证实，事后李某某在电话中向其描述５名被告人将被害人轮奸的事实，这一情节也得到魏某某（兄）当庭供述的印证。

　　此外，李某某等人还多次对杨某某实施暴力。在离开人济山庄的途中、湖北大厦的电梯里、酒店房间内，李某某、王某先后有扇打、踢踹杨某某的行为。被告人都曾供认，在宾馆房间内，杨某某不愿脱衣服，躲到夹缝角落后被强行脱掉衣服。

　　庭审中，李某某辩解称“进入房间不久后就睡着了，没有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对此法院表示，虽然从被害人内裤上没有检测到李某某的精斑，但综合其他被告人供述及当庭指证、被害人陈述等证据，明确且稳定地证明李某某第一个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事实，这些与李某某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也能够相互印证。

　　法院认定，５名被告的行为符合强奸罪的犯罪构成，且系二人以上轮奸，应以强奸罪论处。

　　■受害人“身份”是否影响案件定性？

　　陪酒与卖淫缺乏必然联系

　　监控显示被害人并非自愿

　　在庭审中辩方提出，杨某某是自主、自愿跟随几名被告人，并有勾引未成年被告人、主动“出台”、自愿与被告人发生性关系的主观心态。而在案件审理期间，个别被告人的律师在多个场合表示，杨某某曾发短信给李某某家人“勒索”５０万元。

　　杨某某的代理律师田参军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杨某某是某高校半工半读的学生，有时候自己打工挣钱，而非酒吧的陪酒女或卖淫女。

　　多名被告人供述称，在乘车离开人济山庄的途中，杨某某发现张某不在，要求下车离开，遭拒后呼喊挣扎，但被李某某等人强行摁压和殴打。湖北大厦的监控显示，李某某左手紧抓杨某某右手臂，夹拉着杨某某穿过酒店大堂进入电梯，出电梯后，杨某某身体后倾不愿前行，被李某某拉拽进入酒店房间。

　　法院认为，陪酒与卖淫属不同性质的行为，陪酒行为与卖淫故意之间缺乏必然联系，身份或个人生活习惯不足以推定行为时的主观心态。在女性不情愿的情况下，任何使用强行手段与其强迫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均属于强奸行为。至于被害人及酒吧人员是否与李某某家属联系，属于事后行为，不影响对事发时被害人主观意愿的认定。

　　■5名被告人为何量刑不一？

　　5人中李某某无悔罪表现

　　系犯意提起者主要施暴者

　　法院认定案发时，５名被告人中，仅王某是成年人，其余４人均已满１４周岁但未满１８周岁。根据规定，已满１４周岁不满１８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法院认定，李某某在共同犯罪中属于犯意提起者、主要暴力行为实施者，地位与作用明显大于其他被告人，且无悔罪表现。鉴于其犯罪时系未成年在校学生，本着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原则，对其依法从轻处罚，判处其有期徒刑１０年。

　　王某在共同犯罪中作用仅次于李某某，属于主要暴力行为实施者，且暴力行为对被害人伤害较大，主观恶性较深。鉴于其有一定悔过认识，量刑时酌予考虑，判处其有期徒刑１２年，剥夺政治权利２年。

　　而对于魏某某兄弟及张某某三人，法院认定，三人均系在校学生，认罪态度好，在庭前或庭审中向被害人杨某某表示道歉，并积极赔偿杨某某的损失，杨某某也建议对三人从轻处罚，本着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原则，法院决定对三人依法减轻处罚，并对其中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小的张某某和魏某某（弟）适用缓刑。

　　法院据此判决魏某某（兄）有期徒刑４年；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５年；判处魏某某（弟）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３年。

　　■法院为何不公开审理此案？

　　4被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

　　并且案件涉及个人隐私

　　案发以来，网络上不断出现要求办案部门公开５名被告人及案件信息的声音，也有人质疑被告人家庭“有背景”会影响案件公正办理。在此案开庭前，李某某的法定代理人及辩护人还向法院提出了公开审理的申请，后被法院驳回。

　　对此，法院表示，因为本案４名被告人系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并且案件涉及个人隐私，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决定依法采用不公开开庭审理，但公开宣判。据了解，昨日上午宣判现场，除了当事人亲属旁听，相关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组织和妇女权益保护组织代表也参与了旁听。

　　案件提起公诉后，法院对于案件受理、庭前会议、开庭等关键节点，多次向社会通报案件进展。对于相关的不实报道和消息，也通过新闻媒体和“京法网事”微博及时予以回应。

　　法院表示，从立案审查到一审宣判，本案全部诉讼环节和司法工作均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认真、严谨、规范进行，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各方诉讼参与人行使诉讼权利。

　　法庭判决

　　■李某某在共同犯罪中属于犯意提起者、主要暴力行为实施者，地位与作用明显大于其他被告，且无悔罪表现。鉴于其系未成年在校学生，对其依法从轻处罚，判处其有期徒刑１０年。

　　■王某在共同犯罪中作用仅次于李某某，属于主要暴力行为实施者，且暴力行为对被害人伤害较大，主观恶性较深。鉴于其有一定悔过认识，量刑时酌予考虑，判处其有期徒刑１２年，剥夺政治权利２年。

　　■魏某某兄弟及张某某三人均系在校学生，认罪态度好，在庭前或庭审中向被害人杨某某表示道歉，并积极赔偿，杨某某也建议对三人从轻处罚，法院决定对三人依法减轻处罚，并对其中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小的张某某和魏某某（弟）适用缓刑。据此判决魏某某（兄）有期徒刑４年；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５年；判处魏某某（弟）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３年。

小李子

吉林高校设“学习包厢”，800元一年



　　近日，吉林农业大学图书馆设了独立的“学习包厢”。学生每年花800元就能成为这里的“房客”，得到完全属于自己的学习位置。

　　据了解，“学习包厢”很抢手，169个包厢全都有了主儿。老师说，学生利用率高，考研率也跟着上升了。“学习包厢”严禁一厢多人用，不允许转租或转借他人使用，一经发现立刻收回，同时不退还当年所交费用。

　　据了解，吉林省内多所大学图书馆都设有这样的“包厢”。吉林省物价局和财政厅日前表示，根据规定，研究生学习间使用费规定为50-80元/月，近期将派检查组深入高校检查，对违反规定乱收费的将予以查处

小李子

【文化闲谈】不妨让脱口秀上春晚



　　始建于1927年的上海共舞台（编注：是否应为上海大舞台？），是一座有着近90年悠久历史的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建筑。2013年华丽转身，共舞台重新整修为ET聚场，将成为未来上海环人民广场演艺聚集群中的重要剧院之一，也成为SMG演艺与文化综合体产业集群布局中“在场”板块的重要一环。

　　明年元旦前夕，“冷面笑匠”黄西将以一种全新的演出形式在ET聚场登台，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艺术体验——五场中西混搭的全新脱口秀《开什么国际玩笑》是黄西的国内公演处女秀，也是他举家迁回国内后首次登台。由此想到了马年春晚，首次担任总导演的冯小刚正在为演员发愁，在央视2014年节目资源推介会上，当冯小刚被问及春晚进展时，他的现场解读是“难上加难”。

　　冯导所谓的“难”，最难之处恐怕包括这么一条：大腕难请。曾经的春晚常客宋丹丹、陈佩斯都明确表示了不会再上春晚的意愿。行话说：看戏看角，春晚也不例外。虽然冯导不止一次透露“我们努力多挖掘一些新人”，但是真正能撑台面的还是需要有影响力的角儿。春晚“啃老”在所难免，当然还得要有好的作品。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新人上春晚比老人们的接受度更低——如果没有一鸣惊人的艺术才华，恐怕很难在这个群星聚会的超级舞台上脱颖而出，当年第一次亮相春晚的刘谦和小沈阳，都凭着自己的绝活一夜成名，成为最受瞩目的新人。

　　为了发掘新人，央视举办了《我要上春晚》，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挑选出来的节目也只是春晚的点缀而已。作为在大洋彼岸曾轰动一时的华人笑星，黄西这个名字对于不少青年观众来说或许有所耳闻，他操着口音浓重的英语给美国人讲笑话，还把笑话讲到了白宫，逗得美国政要哈哈大笑。据说，黄西曾主动提及想上央视春晚表演，既然他有上春晚的愿望，而且又有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春晚不妨向他发出邀请——华人脱口秀明星上春晚，对于观众而言肯定会是个亮点。

admin

小李子 发表于 2013-9-29 07:26
吉林高校设“学习包厢”，800元一年

创收+创新，呵呵。一共169个包厢，简单算算一年也十几万呢

小李子

歌手梦鸽的成名之路


　　成名之后的梦鸽曾经回忆自己第一次从沙市来北京闯天下的情形：“那是1984年，我只有17岁，还没有领身份证。”自称把梦鸽带到北京的徐建军说，当时他跟女朋友买的是卧铺，梦鸽没有那么多钱，坐的是硬座。那正是国庆35周年前夕，长途火车进北京要查身份证，他和女朋友都是北京户口，可是因为带着梦鸽，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三个人在河北的高碑店下车，转车来到北京。梦鸽要同乡徐建军把自己带到北京来是为了找名师学唱歌，闯出一番天地。可这个目的并没有得到她沙市老家文工团同事的印证。老同事说者，她肺支气管生病一直没好，当时她告诉团里，是去北京治病的。

　　刘清娣

　　梦鸽还叫刘清娣的时候住在湖北沙市胜利街，父亲是建筑公司的工人，母亲在蔬菜公司工作。刘清娣家的老邻居说，刘清娣的父亲本分老实，母亲则性格开朗、能说会道。

　　除了遗传了母亲开朗的性格，梦鸽也与母亲有共同的爱好：唱歌。梦鸽的母亲参加过单位的职工歌唱比赛，梦鸽也从幼儿园开始一句一句跟着母亲学唱歌。那个年代只有八个样板戏、电影歌曲和革命歌曲，梦鸽的妈妈就把喜欢的歌曲抄在笔记本上跟女儿一起学唱。2004年，梦鸽为了宣传专辑《如梦如歌》，她母亲还专门在节目上展示了当年的手抄本。甚至专辑里的歌曲《医疗队到坦桑》因为年代久远而失传，也是从梦鸽妈妈的手抄本里找到的。

　　从小学开始，梦鸽一直是文艺骨干，甚至刚读初中就参加了全市文艺特长生的夏令营。比梦鸽大三岁的徐建军回忆，夏令营是市里要办的，承办单位是梦鸽当时所在的沙市三中。从那一年的7月到8月份，全市有60多个学生吃住在三中，排练然后在大街上演出。

　　梦鸽在初中、高中文艺骨干云集的夏令营里其实并不显眼。“我对她有印象是因为我俩有一个男女声二重唱。临到结束时候，梦鸽说想跟我学小提琴。我看她的手长得细长，对音乐也有感觉，我想会一门乐器对声乐也有帮助，所以就同意了。”

　　梦鸽在学习小提琴方面没有天赋，学了两三个月后她还只能拉到第一把位的音阶。“我记得初二刚上一个月左右吧，梦鸽跟我说，她不想上学了。那时候已经恢复高考了，我觉得想出人头地只有考大学一条路，我就告诉她，她必须要把中学上完，否则就不教她琴了。”徐建军说，梦鸽读初中时就长到快1.6米了，比同龄的小女孩成熟些，教她的时候就发现，怎么说她都不吱声，属于心里有数的孩子。是否继续读中学，两个人的谈话到此为止，梦鸽有自己的打算。

　　文工团

　　1979年沙市文工团因为缺少歌唱演员，面向全市招收学生。当时只有13岁的梦鸽也参加了这一次选拔，原沙市文工团歌唱演员刘家凤说，当时团里从事戏曲专业的李淑珍老师住的离梦鸽家不远，她推荐梦鸽来考试，说这个孩子嗓子不错。

　　经过全市选拔，沙市文工团那一年一共招了三个学员，除了梦鸽，还有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都是13岁到15岁的孩子。梦鸽从这时起开始接受专业的声乐训练。文工团指定陈克芬老师专门给三个学员制订了教学计划。陈克芬是隐藏在沙市的高手，她原本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留校的老师，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丈夫被遣送到了沙市老家。沙市文工团里她的专业自然最好，所有人都非常尊敬她，都称呼她为老师。而文工团对新招的三个小学员很重视，让他们正式向陈老师拜了师。

　　三个新学员要比老演员们还辛苦，每天早上6点钟开始练功，练到7点半或者8点，然后洗澡吃早饭。他们吃完早饭，不练功的老演员才来上班，全团点名后开始日常工作。下午16点半左右，文工团就可以下班回家了，这并不是轻松的意思，而是方便住得远的同事回家吃饭，把家里照顾好晚上回团里演出。刘家凤回忆，那时候几乎每晚都有演出，甚至有时候一个晚上要演两场。“《洪湖赤卫队》是一天一场，《刘三姐》是一天两场，还有《江姐》、《琵琶行》、《窦娥冤》等等。10年‘文革’刚刚结束，人们没有什么业余生活，能够看一场戏就是当时最好的娱乐，舞台演出经常是一票难求。”

　　三个新学员因为年纪小，还处在学习阶段，并没有太多演出机会，可是梦鸽已经给老演员们留下了“机灵”的印象。“有的老戏曲演员很有化妆经验，在舞台上总是打扮得格外引人注目，头饰服装也穿戴得更漂亮。刘清娣就经常在一旁偷偷地学艺，学得也很快。”让刘家凤意外的是，“像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多数都毛毛躁躁没有主见，但刘清娣不一样，很有主见，演出分配给她的服装，她自己都收拾得很好。虽然小，却很清楚怎样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在舞台上表现得更好。”

　　北漂

　　梦鸽何时真正动了去北京闯荡的心思，文工团的同事们并不知情。刘家凤说，一次同事们开玩笑，有同事说梦鸽长得蛮漂亮，就是鼻子塌了一点。没想到小小年纪的梦鸽却叉着腰大声回答，如果她要是鼻子高一点，有朝一日踏平全世界。同事们笑成一片，没人把她崭露的心气儿当回事。她的一位老同事说，梦鸽不是个文静的女孩子，很是泼辣活泼，眼睛滴溜溜地转，什么话都敢说。

　　梦鸽他们三人进团不久，岳阳歌舞团因为消减编制，有三四个歌唱演员分到了沙市文工团。这几个歌唱演员唱得很好，而且又有成熟的舞台经验，他们的到来更让这三个孩子在团里没了位置。

　　当台柱子遥遥无期，团里也没法安稳混日子。有一次，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吴国松到沙市演出，小小年纪的梦鸽直奔后台，当面演唱请艺术家指点。吴国松对她印象很好，说她唱得不错，有机会去北京学习，可以找他。

　　1984年，当兵又退伍的徐建军考入了铁路文工团，找了北京的女朋友，在北京站住了脚。少年时代的师生在沙市重逢。“梦鸽说她从来没有去过北京，让我带她一起去。她妈妈嘱咐我，要安全去安全回。”

　　徐建军在北京已经有了拜师的经历，很快就打探到了吴国松家的住址。他陪梦鸽到吴国松家上课。“每星期上一两次课，当时吴国松在各地的演出特别多，有时候就委托他爱人教课。可能因为没休息好的缘故，梦鸽的发挥并不好，教了四五节课，吴国松的爱人明确告诉梦鸽，她不适合唱歌，还是回原籍安心工作吧。”

　　徐建军说，于是，他跟梦鸽坐公交车到了王府井产生了分歧，梦鸽想留在北京报名社会音乐学院继续学习，徐建军认为她年纪太小，自己给她带出来的，万一出事要承担责任，坚持要替她买了车票让她回沙市老家。

　　执著的梦鸽还是报名了社会音乐学院。17岁的梦鸽学得很苦，她选的是歌剧系，在中国歌剧舞剧院上课，租住在马家堡的农民平房里。她曾在成名后回忆起这段经历：北京冬天为了保暖，用草绳把院子里的自来水管包起来，她买了一个水桶，早上上学前，房东用热水把自来水管烫开，她接水，晚上六七点钟下课，回到房间已经8点多了，她再用这桶水做饭、洗用。

　　李双江

　　梦鸽在北京落脚的机会来自首钢艺术团。上世纪80年代中期，首钢艺术团在社会上挑选团员。“我们一个老同事好像是在西四的歌厅里听到梦鸽唱歌，觉得还可以，就推荐给团里。”艺术团老团员李强说，当时感觉，梦鸽的声音一般，鼻音很重，但节奏和乐感还可以，团里领导就想把她招进来。“梦鸽考虑问题比较多，问团里户口问题怎么解决。当时北京户口限制得很紧，没有办法。最后只能是给她两个月时间，回去补习文化课，报考中国音乐学院，定向代培。由首钢艺术团出学费和生活费，毕业后梦鸽要在首钢工作5年才能离开。”李强说。

　　因为在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系和中国音乐学院学习，梦鸽结识了几个同样学唱歌的同学。梦鸽多年的搭档、李双江的学生魏金栋曾经回忆，梦鸽当时在他读的中国音乐学院大专班听课，时间长了大家就熟悉了。学生们对李双江很亲切很爱戴，就把旁听的湖北小姑娘梦鸽推荐给李双江，希望李双江能听听她唱歌，给一些指导。

　　梦鸽在很多场合都回忆过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很高兴他当时第一句话说，‘你的条件这么好，唱这么好，怎么没有出来啊！’意思是应该在首都歌坛崭露头角。我觉得这个老师很真实，很实在。”

　　两年学习结束后，梦鸽按照合同约定到首钢工作。刚开始梦鸽工作很认真，后来就有了一些微妙变化。“首钢是企业，艺术团的演员也要求坐班。梦鸽不坐班，有演出叫她，她就来，没有演出就不来。她来的时候，有一辆部队的车把她送来。那时候团里还不知道她跟李双江谈恋爱，她不合群。”

　　央视老文艺中心的工作人员说，李双江当时对梦鸽很关心。他那时候已经离婚了，大家就想给两人创造机会。1988年第三届青歌赛比赛结束后的获奖歌手巡演，让李双江带队负责。这就是梦鸽上电视经常说的那次九寨沟定情之行。这段感情在保守的人眼里却不能接受，特别是梦鸽的父母。李强说，李双江跟梦鸽的父亲同岁，比梦鸽大27岁。她父母不同意女儿找年纪这么大的丈夫，还专门来了一次首钢，希望工会和艺术团可以出面阻止。“他们俩关系已经很深了，木已成舟。她爸急得就想跪下，被领导们扶了起来。”李强说，当时，梦鸽要离开首钢，因为工作没满5年，团里拿着合同不同意。可是梦鸽走了上层路线，军队直接找了首钢的一把手，团里只好放人，连学费也没有让梦鸽赔偿。

　　她的舞台

　　梦鸽第一次站在全国观众面前，是1988年第三届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上。梦鸽是由北京电视台选送的，她一共唱了两首歌，一首是湖北民歌《回娘家》，另一首是新歌《雨中情》，这一年她进入了决赛但是没有拿到名次，同届的金奖是阎维文，张也获得第三名开始进入电视观众的视野。1990年，梦鸽继续参加了第四届青歌赛，那一年的金奖是万山红，梦鸽跟宋祖英、吕继宏、李丹阳位列第三名。

　　梦鸽第一次参加春晚是在1988年，她参演了第一个节目“歌曲联唱拜大年”，同其他三位歌手一起唱了四句歌词。参加完当年的青歌赛进入决赛，梦鸽在1989年的春晚上独唱了湖北民歌《幸福歌》，这也是她在春晚上为数不多的独唱，在之后的数次春晚演出中，她被人记住的是每年零点钟声敲响后，全国鞭炮齐鸣时，她同搭档魏金栋的二重唱。梦鸽出道十几年一直演出地域民歌和经典革命歌曲，直到2000年后的《祖国永远祝福你》才是一首有分量的歌曲。

　　“以梦鸽的资质和技术，从湖北一直唱到今天这个地步真不容易。”青歌赛的资深评委说。梦鸽从来不是一线的民歌歌唱家，可是她也执著地活跃在舞台上超过20年。她还是不合群，音乐界人士说，有的同行私下会模仿她的声音和神态，见到同台的演员很疏离、冷漠，可是一碰到导演，说话的语气、上楼梯的姿势都变了。她是沙市改革开放后走出来的第一个明星，每次回老家动静都很大，可她又疏于跟文工团老同事联络，这段经历很少被她提起，连在老百姓看来是对艺术家人生总结的节目“艺术人生”上都没提，这伤了她沙市故人的心。见过梦鸽的人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她总是昂首抬头，向前看。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37期 杨璐 邱杨 陈润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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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影响我一生的“光明底色”



　　我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因为正赶上大变化，旧中国灭亡，新中国成立，对历史、生活有一种特别新鲜的感受。这个感受，如果不写下来，以后的人未必知道，自己也未必记得住。你不可能像我那时那么兴奋、那么单纯、那么激动，不写下来，这段生命就没了，就再也找不着了。

　　我动笔写小说以前，有一个很可笑的故事：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开始了，要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我看了前苏联作家安东诺夫的小说《第一个职务》，写建筑工地的，完全把我迷住了。我就想一定要上大学学建筑，当建筑师，要到处盖房子、盖楼。但这愿望没实现，才开始写起小说来。

　　文革后我几乎不再想文学的事

　　1956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文艺学习》杂志组织全国性讨论，赞成的、反对的，都有一大片。我那时还不满22岁，觉得一篇小说这么横，一下子就成事了，又有毛主席出来说话。我当时喜欢这个，喜欢成名，喜欢被人注意，喜欢自己的作品能够感动别人，哪怕引起别人的愤怒。

　　我当时想得比较简单，好像革命成功，就天下太平了。当时有个说法，叫“从胜利走向胜利”，没有想到会有曲折。1957年“反右”，一些报刊已经很警惕，我自己的情绪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一直到1962年，这段时间我是被完全封杀的。1962年我发表了一点作品，到了1963年、1964年又被封杀了，一直到“文革”结束，前后两段加在一起是20多年。没人发表你的作品，报刊不理你，或者不再发表，或者说感谢你寄来的稿件，但是不准备发表了。

　　1962年、1963年，我还有一点动力写作，再往后，我更多的是想学到一些新东西。1963年年底我到了新疆，当时的想法是，希望能有一些成就、一些作为，那么在新疆或者将来再回北京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就是能写出更好的东西来，能写出——按照当时的观点——为人民所欢迎、所需要的作品来。

　　我知道新疆对我会是很大的考验，包括物质生活，以及可能会有的政治上的压力等；但另一方面，我又非常渴望有一种新的生活经验。另一个民族，另一种语言，另一种唱歌和跳舞的方法，另一种建筑。我觉得这些新东西太宝贵了，人活一辈子，就是对新鲜经验的这么一种追求。

　　“文革”一开始，我也有点架不住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并不在“文革”的风暴中心，完全在边缘，因为我在农村劳动，已经不是目标了。“文革”的闹腾强度，新疆比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相对小一点，但闹得也很厉害。很多人都没有联系了，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像老舍自杀，我是很晚才知道的。

　　大概是1978年，《人民文学》杂志社还有一些出版社开始有人给我写信。他们表现得也不是特别热烈，但是至少认为我是可以接触的人了。我给《人民文学》写了一篇小说，过了大概两个多月，突然寄来一本杂志，小说发表了。当时我正在跟爱人一块包饺子，兴奋得连饺子都顾不得包、顾不得吃了。

　　其实当时我已经放弃了，“文革”开始以后，我就几乎不再想文学的事情了。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得到平反；1979年年初，“反右”得到“改正”。1979年6月，我回到了北京，在北京市文联“专门从事创作”。

　　相信是我一生最大的特点

　　担任公职之后，你所面对的就是共产党这样一个执政党，面对的是国务院这样一个政府机构。何况你又早就是它的党员，所以，你有你自己的任务。这个天然属性，矛盾也很多，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别人有时候很难判断你的选择。

　　以我来说，11岁和北平地下党组织建立固定的关系，14岁就成了党员。1949年，我还没满15岁，就成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干部。远在我成为写作人之前，就已经投入这样一个政治生活、革命生活。所以我和因为担任了某某官职就不再写作的人，情况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变化非常快，北京人有一个半开玩笑的说法，叫赶上什么算什么。你赶上革命的凯歌行进，新中国的建立，到处红旗飘，到处打着腰鼓，这是一个劲头；赶上政治运动，赶上文化大革命，到处又打仗、又辩论，这又是赶上了；你赶上思想解放，发表各种意见，这也是赶上了。所以每个人生活的经验，历史上的定位，差别非常大。

　　我想，北岛说“我不相信”，可以说反映了“文革”后期那一批青年作家中不少人的心绪。而我们这一代人，所谓上世纪50年代的作家，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相信。就是相信革命的许诺，相信历史的前进，相信新中国的这些目标，都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相信，我有时称之为“光明的底色”，可以看得出来对我这一生都有影响。比如说我到了新疆，仍然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并不是就此悲观失望，甚至于痛不欲生，或者颓废堕落。

　　其实不相信什么，也就是另一面的相信什么。

　　如果我有梦，也是文学的梦

　　但我不希望夸张文学的代际关系。有些年轻人抱着一股牛劲，甚至于把前几代人全部否定，我开始写作的时候，也有这种心思。我心想我一写，就跟你们全不一样，把你们全镇住。这是很自然的。如果年轻人觉得自己写的不如老一代，那你就不用写了，你让老一代写就完了，你还写它干吗？所以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不必觉得可怕，人人都一样那还了得？我不是一个钻头似的人，只会在一个点上往深了钻，我觉得我可以容纳很多东西。

　　我觉得中国文学的情况不悲观。中国文学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有大量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到国外去；再一个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大概四五年以前，或者六七年以前，我做过一个统计，莫言被翻译到外国去的作品条目是最多的，他大概有300多条，我是200多条。所以我老开玩笑，说什么老子天下第一，我是老子天下第二。

　　我的年龄，我的处境，我的身份，使我对各种奖的兴趣也接近于零，但是我对自己的新作还有一种确实是纯粹的、文学的期待。如果我有梦，也是文学的梦，不是获奖的梦，不是奖金的梦。也许30年前我会有这种想法，现在我没有了，因为“明年我将衰老”（王蒙新作的书名）。

　　我会创作出和过去不同的作品，我不会原地踏步。但是不等于说我写的这个不同的作品，就要成为旷世佳作。那不是我的事情，那个得由历史，由时间来做结论，起码20年以后再看。

　　摘自《新周刊》 王蒙 口述 　　昆鸟 整理 蒋方舟 文

　　人物名片

　　王蒙 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中国当代作家、学者，曾任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他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其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他乐观向上、激情充沛，成为当代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始终保持创作活力的作家之一；2010年11月15日，荣登“2010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成为各界关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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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探周恩来的晚年心境



　　据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周恩来秘书赵炜回忆：“1975年6月1日总理住院……开始时，总理还能批阅文件，看参考、报纸等。后来，由于病情的发展，逐渐改由邓大姐念文件，卫士和护士念报纸。大小消息都要念给他听，一点也不能马虎。”对于周恩来病中坚持看、“听”报纸，周恩来的秘书和卫士们一直“没有找出合理的答案”，这成了永远的悬念。其实从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去考察和理解，这样或许符合历史的情节，也符合当时周恩来的具体心境。

　　林彪事件对周恩来的震动

　　1971年的林彪事件，不仅给全党和全国带来了强烈的震动，也给周恩来带来了强烈的震动。这其中之一，就是林彪“晚节不保”的问题。1972年7月14日，周恩来会见来华参观和探亲的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访问团。

　　当时大家谈到了林彪，陪同出席的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周总理说到了去年9月12日并没有人赶他，可是他憋不住了，坐了飞机往北跑，结果被摔死了。毛主席说：‘列宁空中一看说，你是一个叛徒，我们不要。’”

　　这是迄今未见有人引用过的毛泽东的一句话，其意思是说林彪是“叛徒”，也就是“晚节不保”了。这对周恩来刺激颇深。1971年9月17日，周恩来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稿报送毛泽东审查，其中就有“我们党是从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的内容。

　　1972年5月至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批林整风汇报会，在这次会议所开列的文件中，有毛泽东于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一封信。当时是以此信表明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有问题。毛泽东曾明言他的一生干了两件大事，即赶走蒋介石和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此时公布这封私信，意思是说林彪的问题是林彪的问题，“文革”的问题和林彪的问题不一样。

　　当时，周恩来也只能据此进行说明和诠释。他说：“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主席写这封信是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那个信写得深刻，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当然了，当时不是说林彪这个人了，也可能想着利用右派来搞。那封信指的林彪那些极左的话，这个极左，是形左实右，落在林彪身上，是个右派。主席说七八年后，结果六年就出现这个事了。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

　　林彪是“叛徒”，“晚节不保”，这对周恩来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感受。不过，他又以为毛泽东的信可以说明林彪的问题是“极左”，这又与毛泽东的初衷不相吻合了，而周恩来晚年的不幸即由此而肇端。

　　“风起于青萍之末”

　　晚年，周恩来心中一直装有一件事，这件事一直让他感到不安。

　　1972年6月，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在谈到王明“左”、右倾错误问题时，他作了自我解剖和批评。23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又在批林整风汇报会结束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中共中央还发出文件予以说明，并附上若干原始材料传达至高级干部。毛泽东当时还说：“这样做的用意是，让党内高级干部了解事情真相，不允许任何人今后在这个问题上诬陷周恩来。”可会后并没有下发周恩来的报告，相反，江青在华东组和中南组会上的讲话却作为会议文件下发。

　　显然，有人之所以居心叵测地搅混原本不成问题的“伍豪启事”事件来兴风作浪，并非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而是别有用心。对此，周恩来不是没有察觉。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共和国最高层领袖之间在治国方略等问题上出现长期分歧和矛盾积累的一个结果，其中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因素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还包括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些看似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其微妙之处却足以让人为之深思。

　　1965年六七月间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又说：瞿秋白也是“晚节不终”。此前他还说过：“以后宣传烈士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多宣传方志敏。”而瞿秋白的阶级出身与周恩来相似，周恩来在“文革”初的讲话中也只得强调：“出身好表现不好，是忘本；家庭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两个不好。”“主要看你的表现，晚节。”

　　现在人们知道，所谓叛徒问题实质上是“文革”发动的一个步骤。当时，毛泽东已对曾经有过被捕经历的刘少奇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不信任，而毛泽东又一向视革命气节为革命者政治道德的底线。

　　有人利用“伍豪启事”陷害周恩来

　　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并被“永远开除出党”。周恩来此时也不免受到一些人的戳戳点点。于是就在“文革”初期“揪叛徒”风潮出现了“大发现”之后，先是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后来又有北大历史系的学生，从图书馆的报库以及档案馆中查检出了当年的一纸《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这些人只是出于赤诚的“革命”动机和警惕性而“发现”和“检举”的，但是在某些人看来，却可以作为“晚节”问题向周恩来示威、攻讦，如江青当时可谓如获至宝。

　　周恩来致信江青，“《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243人，无一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同日，周恩来即查阅了上海的旧报纸，并为此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内称：“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伪造启事”，而“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随即，周恩来还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成《大事记》，一并送呈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据手迹，毛泽东在“存”字旁边重重地画了两道醒目的杠。

　　1967年底，又有一个北京的大学生发现了这则《启事》，出于“高度的政治觉悟”，写信报告毛泽东。毛泽东阅后于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这个批示比上述那个指示要明确多了，不过，这一批示只传达到了很小的范围。这对于非常重视自己晚节的周恩来来说，仍然是一块沉重的心病。

　　林彪事件后，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按照当时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这个会议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原拟要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存档，然而会后这件事却又被搁置了下来。很明显，当时如果能将周恩来的这份报告列入档案，那么，白纸黑字，势必可以预防和制止别有用心的人去继续利用这个历史旧案去诽谤、中伤周恩来。但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周恩来的这个希望落空了。

　　最后的日子，可歌可泣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1974年3月11日到15日，周恩来在305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后确诊为癌症复发。此后，不时进行治疗，并吸氧。6月1日，周恩来住进了305医院。此后，其活动都主要在医院内进行。

　　8月上旬，周恩来尿血增加，病情反复，经诊断为癌症转移，后经与医疗组商定及中央政治局同意，实施局部切除手术。8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病情及治疗方案，说“自信尚能经受这次治疗”。翌日，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做第二次大手术，术后病情趋于平稳。养病时，他得知毛泽东在武汉被确诊患白内障，还托人将其一副花镜送毛泽东试戴。在最后的日子里，周恩来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记录。

　　11月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表示如在12月召开人大，自己“定能吃得消”，对此，毛泽东批示：“同意。”

　　围绕四届人大的组阁，“四人帮”有所图谋。12月23日，周恩来不计身体状况，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的情况，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周恩来此行之前已被发现便中有潜血，需立即进行检查治疗，但他对医生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叶剑英只好再三叮嘱随同前往的医护人员：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并嘱咐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返回。

　　周恩来在长沙与毛泽东多次长谈，时间最长的是26日的那一次。26日午夜时分，毛泽东处打来电话，请周恩来过去谈工作。这天夜里，毛泽东和周恩来促膝长谈，直到次日凌晨，长达4个小时。

　　1975年2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带病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确定了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12位副总理的分工，其中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会上，周恩来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病危中的政治表白

　　1975年9月下旬，周恩来在与医生的谈话中判断自己的病情已无法治疗，在医院已失去意义，希望回到西花厅，因为“这里还有好多病人，你们应当去照护他们”。

　　9月20日，处于病危状态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次接受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显然，他非常清楚这次手术的结果是很难预测的。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在1972年6月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用很长的时间仔细看了一遍，然后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即“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这是周恩来所作的最后的一次签字。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又竭力大声地说了一句长久埋藏在心里的话：“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十分明白这句话含义的邓颖超随即要求汪东兴将此报告给毛泽东。然而也就在这次手术中，医生发现周恩来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全身了。

　　据有关人士的回忆，在病痛最厉害时，周恩来曾与守候在身边的邓颖超一块低声吟唱《国际歌》。在病危和弥留之际，周恩来还曾向邓颖超表示，他心里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

　　另据工作人员回忆：当时叶剑英曾召唤工作人员，并严肃地吩咐他们：“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于中央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当时，叶剑英由于身负重责，只好让工作人员轮流值班守候，并随时准备用笔记录。然而，周恩来始终没有说什么，在最后的几天中，他闭紧双唇，直到停止呼吸。

　　摘自《党史博览》201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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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有时只是场“浩劫”



　　在好莱坞影片中，有不少表现关于青春迷惘的片子，安妮·海瑟薇曾经颠覆形象出演的《浩劫》就是其中一部。一群生活在富人街区的青少年，因找不到目标无所事事，于是派对、酗酒、打架成了生活主题……换句话说，谁的青春不迷惘，只是每人的方式不同。

　　对于类型化影片，该片最大的卖点就是安妮·海瑟薇的“自毁形象”，在摆脱了《公主日记》的高贵娇美形象后，安妮乐于尝试多种类型角色，片中她表演卖力，不过即使是挑战不良少女，安妮的身上还是有种颇为高贵知性的气质。该片里安妮饰演的艾丽森与黑帮老大海特的感情纠葛成为最大亮点。因为一群人寻欢作乐，艾丽森的男朋友去贫民窟挑衅滋事，却被当地老大海特吓了个半死。由此，美貌的艾丽森对这位当地老大产生了兴趣，而渐渐疏远男友。

　　片中的海特是个颇有味道的男性形象。虽然看上去很凶，不过内心似乎有着温柔一面。当面对艾丽森男友没事找事时，他曾愤怒拔枪想要回击，不过经不起艾丽森在旁的苦苦哀求，硬是手下留了情。这是他俩的第一次见面，也就是在这时艾丽森对这位当地老大产生了好感。当第二次她又携带闺蜜好友前去寻找他与一帮兄弟时，海特刚开始是拒绝的态度，不过经过旁人的怂恿，他们还是一起去了派对，渐渐相熟……当艾丽森与好友提出想加入海特的帮派时，纠葛最终发生，女孩们刚开始是沉浸，可最后发现还是没法做到他们要求的情感服务，最后因两派人发生分歧而分道扬镳。

　　艾丽森与海特之间有没有感情存在？无疑他们是有过暧昧的，从那些互动来看，艾丽森一开始出于好奇主动去接近海特，她认为这位当地老大对自己也有着好感。从海特的反应来看，即使到最后矛盾产生，只要她哀求一下，他也始终温柔地对待着她，并没有强迫其做过什么，不过他否认自己爱她，“一眼我就看穿了你，你不切实际……”或许海特一早就看出了富家小姐的心思，认为他们始终不是一条道路上的人。至于男女之情，你不说我不回应，那些暧昧来无影去无踪，只有当事人偶尔会回味起。

　　当荒诞过后，安妮对着摄像镜头说：“我们本可以是好孩子，却浪费了很多时间做那些事……”该片只是描述了一群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的青春看似刺激却充溢着无聊与无所事事，就像有些人的青春很艰苦需要奋斗，不同的人群都有各自烦恼。还是套用那句话“谁的青春不迷惘”，有些事情再回头看，可能才会发现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小李子

［心论］娱乐八卦跑题才是王道

　　作为电影记者，却时常不得不沦为半个八卦记者，因为很多时候八卦比电影本身更具有吸引力，这一点在许多电影发布会上都能有深切的体会。对于当下的媒体记者来说，在发布会上从演员的嘴里去挖一些八卦新闻远远比和导演去讨论电影本身更有价值，因为读者更喜欢那些小道消息。

　　《非常幸运》做宣传的时候，正赶上章子怡和汪峰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据说章子怡为了避免发布会的焦点从电影被模糊到八卦特意开了一个内部会议，发布会也因此推迟了半个多小时召开。但结果媒体毫不买账，一逮到提问的机会立刻第一个就问关于八卦的话题，弄得章子怡的脸庞上没了好脸色。《诡异吉咪》明明是部惊悚片，但因为请来了吴莫愁，结果大部分时间媒体都在追问吴莫愁的出场费现在有多少，再也没有人去问关于惊悚的话题。

　　有的时候，八卦跑题也并不是媒体一厢情愿的结果。有些片方为了宣传过程中所谓的事件也是会想出各种八卦的噱头。例如某部去年红遍大江南北，创下多个票房纪录的影片，为了在出征票房市场之前给自己壮胆，闹出了主演与发妻不合的传闻。据说八卦跑题，现在已经成为了电影宣传中一种重要的手段。

　　讲来讲去，其实八卦跑题无非是为了迎合好奇心理的权宜之计。当然，好莱坞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只不过电影记者还是规规矩矩地探讨电影本身的话题，只有狗仔才会去问那些花边新闻，行业还是有区分的。集体八卦跑题，不知道是读者的幸运还是悲哀，总之对于记者来说，这不是件正常的事情。

小李子

无法割舍的“80年代”情结



　　“魂”在（上世纪）80年代，“头脑”在（上世纪）90年代，“身体”在新世纪，这是中国人的“三段论”。“80年代”回不去了，正因为回不去，才越发地想“家”。如果把上世纪80年代比作故乡，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异乡人，又该向何处去？

　　三代中国人的命运，交叉于上世纪80年代：一代是毛泽东的婴儿，他们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上世纪80年代获得知识启蒙和复苏机会，从此改变命运走向；一代是邓小平的婴儿，他们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改革开放度过成长期，不再受饥饿的威胁，个性和内心开始表现，在城市中拼搏获得自己的位置；一代是全球化的婴儿，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及新世纪，被称为新新人类，受惠于“80年代”的余温，然而，互联网才是他们的精神原乡，他们听“80年代”的故事，感觉陌生，像个神话，也羡慕不已：父兄辈们，这样活过。

　　回首“80年代”

　　“80年代”是个弱话题，因为被谈论得太多，人们或许已感受到疲惫；但同时又是个强话题，其思想资源和话语资源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其精神线索尚未充分展露，其人文传统不敌物质大潮，渐渐潜伏下来，等待又一次“复盘”。尤其是，回首上世纪80年代，是否能带给我们进一步迈向“新世界”的精神源动力？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众多人感受到自己活得很“苟且”、“前途渺茫”，物质主义胜利后，彻夜的狂欢后，迎来的不是天堂般的喜悦，而是对自我价值的“鄙视”。

　　“80年代”的启蒙思潮尤其可贵，可以说，上接晚清“幼童”赴欧留美的思想资源，中接五四西学东渐的革新传统，下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拿来主义”精神。“80年代”的“洋务运动”曾被斥为“全盘西化”，但也由此发端，知识分子阶层和工商实业阶层，风气为之一变。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政体未有大动的局面下，竞然崛起。可以说，我们享受的一切，均来自“80年代”的馈赠和遗产。

　　许多人把“80年代”归结为“理想主义”，相对应的，“90年代”是“市场主义”，新世纪之后是“物质主义”。

　　灵魂，故乡，一代人的爱与怕，都纠结在一个绕不开的时空结点上：“80年代”，中国。

　　魂断“80年代”

　　一代人灵魂的高度止步于“80年代”，再也没有进化与发展。

　　这既有其外部环境、思潮的制约，也有其内在的主观因素在作祟。“悲观情绪”笼罩着当初的奋进者，而在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红利中，大多数当初的失意者又变成了“既得利益者”，成为中国巨舰“合谋”的一部分。痛苦的回忆在于：虽然灵魂仍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之中，身体却已不可遏制地越漂越远。理想号变成了欲望号，欲望号变成了和谐号。

　　当年，萨特红极一时的理论“自我选择”，第一次将中国人从“集体主义”中解救出来，回归到“原子个体”，重新擎起“个人主义”的大旗。《存在与虚无》是上世纪80年代的“红宝书”。此时，崔健也替中国人第一次喊出了“苦闷”和“宣泄”。整个“80年代”的乐章，可以说序曲是《一无所有》，尾声是《最后一枪》。

　　“80年代”戛然而止。自此，泾渭分明。要前途还是要真理，成为摆在少数人面前痛苦的抉择。大多数人，正如刘索拉在中国当代小说的开山之作中所说的：“你别无选择。”精英群体星散，一部分由士而商，一部分赴海外寻求发展，一部分人在巨大的失意中徘徊，一部分人隐遁。

　　现在看来，当时的纪录片《河殇》所引起的震动是多么的可笑，稚子们的心声，缀连在中国文化母体的长河中，滚烫的词语和激情四溢的文气掩盖了学识上的粗糙，成为一代人寻求心灵突围的符号性作品。那时，鲜活灵动的魂未断，每个人都自觉地将自己归类于“中国”这个词根下，吸收东西方文化，希翼把自己贡献出来。

　　但“80年代”的精气神，到“90年代”散开了，一方面市场化，另一方面全球化，稀释得无影无踪。在新世纪后，发财致富成功学成为个人价值的最高实现。

　　“80年代”的宏大命题，几乎是一代人的口头禅，信奉知识改变命运，然后呢？个人的命运确乎得到改善，国家的命运依然在惯性中滑行。《中国合伙人》的电影重现了“80年代”的学习热、“90年代”的出国热、新千年后的崛起热。但是，这一切有一个前提，即他们本质是中国这个母体的散伙人而不是合伙人，他们赚到了钱，却可能只有一张暂住证或绿卡。他们与中国命运的关联仅仅是人民币，而不是人民。他们对“中国”这样一个词根的理解，仅仅是“中国”是个庞大的超级市场，而不是“中国”是原乡。原因和逻辑都很简单，他们笃信：自己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魂断“80年代”，异化“90年代”，失落于新世纪。现在，该进入反思的时间了。

　　“80年代”的记忆和魂魄

　　上世纪80年代，短缺经济正在接近尾声，计划经济开始了某种形式的松动。生活方式在年轻人那里首先得到了召唤和响应。“一无所有”之后，是不断地解放思想，诗歌、文学、音乐全面复苏，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82届毕业生踏入了社会，开始贡献心力、实现自我。读书无禁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得学术、文艺和实业纷纷繁荣。一个开明的、离民主最近的时代，就这样到来了。

　　对“80年代”的追忆不仅仅是一个“情结”，而且是着力要寻找到的精神力量。没有一个词能截然概括这种力量，但是，它确实使一代人觉得自己被一个时代轰然打开了。在后来的时间里，这种效用再也没有发生过。

　　“80年代”，也许一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它存在着许多不足，遭受许多误读，也带给许多人很多痛苦和伤害，想逃离这个时代。但它的确是个“大时代”，价值观很多元、很有朝气，不像如今价值观单一，人人奔着钱去。现在的时代变化也很快，但都不及上世纪80年代“只争朝夕”的劲儿。现在的变是物质的巨变，当时的变是思想的裂变。现在的变是有形的变，当时的变是无形的变。现在的变是每况愈下，当时的变是蒸蒸日上。

　　“80年代”能否成为“上行社会”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源动力？重提“80年代”是否能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个时代与它的潜在影响？最能够接续百年来历史流变的时代中，“80年代”处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上？有一个学者说：“甚至可以开一门‘80年代’学，‘80年代’的清点工作远未结束，才刚刚开始。”

　　媒体人陈虻有句名言：“不要因为我们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我们为什么要出发。”也许某一天，有一个人会这样给“80年代”写一封信：我从“80年代”走来，我的故乡在“80年代”，我的身上流着“80年代”的血液，我的魂魄系于“80年代”……离开“80年代”的故乡，我们开始流浪，可是我们累了，知道哪里是方向，却总是隔着透明的窗。

　　延伸阅读

　　1980年的乡村高考

　　天还没有亮，可怕的哨声就响了起来，生产队里一天的劳作又要开始了。1980年夏天，我参加完高考，要参加“双抢”（抢收抢种）。吃完早饭（基本是红薯稀饭）后，我跟父亲说，要与同学一道去学校看高考成绩。

　　

　　自信来自于作文

　　1980年，全国仍然是两年制高中，高一时，我的自信主要来自作文，邻班语文老师会把我的作文借去当范文让同学朗读，而我的不自信来自班上几个数学天才，许多难题我连门也摸不着，他们却有多把钥匙握在手上。记得其中一位江同学，现在就是北京某大学数学教授，还有在重点大学当研究生院院长的，我想与这些人在一起竞争，没有乐趣。直到我发现这世界上还有文科可以参加高考时，真是喜出望外。

　　我清楚地记得一天早上，我遇到了刘校长，我说我想上文科班。校长犹疑了一下，他说，理科是我们学校强项，当然你如果真想上，找齐15个人，我专门给你们开文科班。

　　记不得我拉了多少同学去报名文科，下学年文科班真的开起来了，最后有近20位同学，一多半是1979年没有考取的本校生，加上县城里来的插班生。我最感念的当然是这位刘校长，我的一个请求，他就通过学校会议作出了开班决定，在当时新开一个文科班，相当不易，这需要专门的教室、师资等。

　　当时语文与数学老师都比较强，他们多是“文革”前的大学生，被打成右派落到农村，平反后转入学校，我初中时的数学教师就是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的，这些优秀教师群体是怀宁升学率居高不下的师资保障。

　　

　　高考集中营

　　到县城参加高考，要提前一天住进县师范学生集体宿舍，估计有三五十人住在一起，上下铺，同学说，师范生最好，师范师范，吃饭不要钱。这对我有极大诱惑，当年我考上大学，手捧发来的饭菜票买来的饭菜，就百感交集，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共产主义，考上大学就实现了这一切梦想，这是后话。

　　生活物资的匮乏，不仅仅造成自卑与怯懦，严重的甚至会形成伤害。直到1980年，有人到校园里卖冰棒，有同学居然把快化成水的冰棍送一根让我品尝，记忆中应该是第一次知道冰棍的味道，当时能吃上一根油条或几只馒头，算是开了一次大荤。记得一位刘同学坐在座位上吃三只白面馒头，边吃边对我说：“吴，等我有钱的时候，我一日三餐都吃馒头。”

　　当时的菜价并不贵，素菜之类也就二三分钱一份，小蒸肉一角五，米粉肉二角，但大多数同学都不能买这样的菜吃，到了毕业班之时，也只是偶尔补充一些营养，我们这些住校生，每周一回校时，都会带上二三瓶咸菜，腌制的豇豆、白菜、大蒜、辣椒等，写到这些咸菜，现在会流口水，但如果天天吃月月吃，对正在长身体的少年来说，也是一种伤害。

　　这就是高考集中营，将来一切的命运都要在这里决出结果，甚至也是一个家庭下的赌注，考取大学就成为国家人，考不取大学就永远是“家里”人。

　　

　　快乐的回忆

　　这样的高考集中营里有没有快乐的回忆呢？当然也有。一位同学从一人高的架子床上睡梦中掉下来，居然继续睡到天明，我们后来喊他“自由落体”；一位同学半夜尿急，对着窗外直接排放，正好喷到了查夜的刘校长头上。最有趣的经历是文科班男生们傍晚在校外松树林中集体裸奔，夏日凉风吹着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那种奇妙的感受，如不去亲历亲为，无法体会。

　　考前还有一个多月，有一天我们正在自习，数学刘教师突然从门外探进脑袋来，对着我们大笑着喊道：孩子们，高考多么快乐啊！说过就走了。我们一愣，接着是一阵大笑。

　　考完之后几次去学校、去黄泥墩汽车站等考分，都没有等来，父亲都有点不耐烦了。有一天，考分下来了，在刘校长办公室，一张方寸小纸条上，印着我的名字。考分我不满意，但却在第一批录取线上。上课坐在我前面、考试坐在我后面的一位陈同学，是复读生，家境非常贫寒，他的成绩离最低分数线还差一分，听说他后来又复读了两三年，仍然没有成功，最后去学了木匠。

小李子

用“剑桥腔”讲金庸武侠史



　　80后“海归”新垣平，利用业余时间写了30万字的《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模仿《剑桥中国史》的一套话语体系，将15部金庸武侠小说融入2385年的中国历史。在书的开篇，他一本正经地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译成英文诗一首，再转换成“剑桥腔”式中文，就成了打油诗：大雪纷飞，直到天际。箭矢射向，一头白鹿。依靠着绿色的满大人鸭，神奇的骑士，微笑地看着下面这本书。

　　把“鸳鸯”译成“满大人鸭”，源自新垣平的一段真实经历：他有一个西方朋友，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对鸳鸯摆在家里，声称“这是中国的一种鸭子”。新垣平很想告诉朋友：这个东西不叫鸭子，而叫鸳鸯。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上网一查，西方人果然把“鸳鸯”叫做“满大人鸭子”。因此，新垣平表示，写《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的初衷不是恶搞，而是一场充满中西文化差异的文字游戏。

　　解构金庸的正确方式

　　金庸的真实与虚构

　　写《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之前，新垣平预设了一个前提：金庸的所有作品都不是小说，而是历史著作。他首先将金庸15部小说名字进行了转译：《笑傲江湖》译成《江河与湖泊上微笑而骄傲的漫游者》，看起来更加学术体；《鹿鼎记》译成《鹿鼎公爵传》，就像一本真正的历史人物传记。有的名字还会参照西方历史著作加上副标题：《倚天屠龙记》译成《天之剑与龙之刀——元代武术世界与地下宗教》；《书剑恩仇录》译成《书本与剑的档案——乾隆帝与中国秘密社会》。

　　“倚天、屠龙、书剑、恩仇，都是中国的文言传统里衍发出来的词汇，但凡有点文化修养的中国人，读了之后都会非常有感觉。金庸小说的标题，充满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优美韵文，如果翻译成英文，这种东西是很难保留的，就只能翻译成‘天神与龙’、‘书本与剑’之类很呆板的形式。”这种解构方式，新垣平看似在玩，实际却是想做一些更深刻的讨论：雅致是怎么消失的？

　　为了显得更像学术著作，也为了营造陌生感，让读者更好地进入到“剑桥武侠史”的话语体系中，整本书没有出现“金庸”二字，而是用了另一个称号：查良镛博士。如今新垣平也被网友们称做“新博士”，当然，他并非什么博士。

　　从形式上看，《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就是一部严肃的历史学著作，在目录上就严格参照剑桥史那一套写法，大量出现“起源”、“动荡”、“运动”、“衰亡”等具有历史感的词，还加上了导论、注释、参考文献和大事年表。新垣平在这本书里写了300多条注释，很多来自史料：引用了《史记》，解释“刺客”这一类型的“职业杀手”；引用《韩非子》，引出“被称为‘旅行骑士’或‘游侠’的新社会阶层”；《明史》、《续资治通鉴长篇》和《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频频出现。

　　也并不是总这么严肃，事实上《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有一半注释都是虚构的。写到成吉思汗攻打撒马尔罕城时，郭靖被任命为蒙古西征右军元帅，引用了波斯史家拉斯特在《史集》中的记载。根据注释打开《史集》第一卷第二册285页，你能找到成吉思汗攻克撒马尔罕城的前半部分：“黎明时，城内的蒙古人打开了纳马思哈黑门，让城外的蒙军开进城里”；却找不到后半部分：“人们听到，蒙古士兵们在欢呼一个闻所未闻的名字：郭靖！郭靖！”

　　“凭空虚构就没意思了，最好是找到某些确有证据的东西”，新垣平说。《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舍弃了原著中大部分爱情故事和英雄情怀，只有一个宗旨：“如果金庸所记载的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那么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全貌，基本就会如书中看到的那样。”

　　有趣的是，尽管新垣平在写作中把自己的读者假想为一个西方人，但这本书想要推出英文版几乎是不可能的：“金庸只有《鹿鼎记》和《书剑恩仇录》两部长篇小说翻译成了英文，西方人对他是不太了解的。”

　　金庸的真实与虚构

　　在新垣平看来，把虚构的故事当成正史来写，中国的武侠小说家中，只有金庸适合玩这场文字游戏。

　　“古龙写的东西很现代性，《流星·蝴蝶·剑》更像黑帮小说，《陆小凤》则像侦探小说，他笔下的人，比如楚留香，一点都不像在过古代人的生活，没有什么历史感。梁羽生的历史观被阶级斗争史学影响很深，所以尽管他的小说中也有很多历史事件，但历史观太过简单，比如康熙一定是很坏的，江湖中的侠客一定是非常好的——真正的历史没有这么清晰的善恶分明，都是暧昧不清、波谲云诡的。”

　　根据新垣平的考据，金庸小说中很多人是真实存在的，比如段誉、周伯通和海兰察。“段誉又名段和誉，是大理国宣仁帝，晚年出家；周伯通是山东地主，专门在院子里建了一个庵堂给王重阳传道，王重阳还写了诗给他；海兰察原型是海兰弼，乾隆爱将，建立无数战功。”

　　他也考据出一些和历史不符的事实：被金庸赋予了民间抵抗性质的汉人地下组织全真教，非但找不出任何反金的证据，相反有史料记载，它和金国朝廷多有往来，才能发展壮大。尽管如此，新垣平仍然认为金庸准确把握了历史的复杂性和暧昧性：“早期的《书剑恩仇录》里，他把乾隆写得非常坏，但同时乾隆对权力的把握又是很老谋深算的，是一个娴熟的帝王，而不是一个粗浅的暴君；到后期的《鹿鼎记》就更明显了，天地会看似正面，内部也颇多派系斗争，还受制于未必比清廷好的台湾郑氏；清廷看似腐败暴虐，但康熙雄才大略，却让老百姓日子过得不错。这也是历史上顾炎武黄宗羲等明朝遗民面临的悖论，金庸通过韦小宝的视角写活了。”

　　《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开端选取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女剑》，结尾则是义和团时期的《白马啸西风》，从公元前485年1900年，横跨了2385年的历史。15部金庸小说中，最晚的事件发生在乾隆年间，从那时到清朝灭亡，中间的100多年发生了什么？新垣平把《连城诀》设置在了嘉庆年间，又把《白马啸西风》设置在清朝末年，这样就能连接起来，“而且《白马啸西风》中有一些暗示，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很衰落的时代，可以和作为武术没落标志的义和团事件联系起来”。

　　新垣平把金庸迷分为几派：“一派是研究谁的武功高谁的武功低，给出科学参数，建立出很多体系来论证，得出‘科学’的武功排名；叶克飞的《金庸政治学》和刘国重的《破译金庸密码》是一派，谈里面的政治学问，也很有韵味；‘大脸撑在小胸上’的《武侠，从牛A到牛C》，从女性角度谈爱情、人性之类，属于现代生活派；还有一派，就是像我这样，喜欢研究具体事情发生在什么时代，什么武功是谁创立的，或者背后有什么阴谋，这种东西有点像考证，但是又能创造出新的故事出来。”

　　“我更愿意把这本书界定为金庸小说的评论和研究”，《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带有某种致敬意味，如新垣平所说，自己“在精神上是‘金庸nerds’（把金庸构筑的武侠世界当成真实存在的人）中的一员”。

小李子

东德虫灾：“生物战”还是“阴谋论”

　　1950年5月23日，民主德国（东德）茨维考以东的一个村庄里，马克斯·特勒格尔像往常一样在田间劳作。不经意间，他注意到，两架涂有标志的美国飞机从上空掠过。

　　第二天一大早，马克斯推开屋门，顿时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自家面积不大的田地里，一夜之间爬满了科罗拉多金花虫，这种长约1厘米，呈鲜黄或橙色的虫子喜欢啃食马铃薯植株的叶片，又被称为“马铃薯甲虫”。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由东德政府编写的传单，在几天内被张贴到村内的显眼处，其公开宣称，此次虫灾系“有组织的人为破坏活动”。

　　甲虫大军入侵东德

　　顾名思义，科罗拉多金花虫原产北美洲，直到1824年方为外界知晓。至19世纪末，这种小生物搭乘美国货轮，漂洋过海，“移民”欧洲，很快成为人人痛恨的庄稼杀手。

　　眼见“甲虫大军”来势汹汹，原本就缺乏心理和物质准备的东德政府，自然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这些不速之客的来历——难道说，是美国飞机空投了马铃薯甲虫，蓄意破坏当地的农业生产，从而打击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一分子的东德的战后重建？

　　东德报刊上也充斥着对此事的猜测。有报道暗示，但凡有美国飞机飞过，便会发生马铃薯甲虫泛滥成灾的异状。短暂的沉默过后，当局掌握的宣传机器全力运转起来，称面对“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粮食供给的邪恶破坏”，全国人民应奋勇反击。在由政府大批量印发、如今由英国BBC新闻网整理收集的传单、海报中，马铃薯甲虫被拟人化处理，甚至被描绘成“穿着美军靴子，戴着美军头盔的微型士兵”；由于甲壳上具有类似美国国旗的条纹，它们更被赋予“美国佬甲虫”的诨号，仿佛随时都会长出一张张“山姆大叔”的面孔。

　　由此，一场“反击敌人阴谋破坏，捍卫农业生产成果”的运动，席卷了东德全境。

　　生物战争由来已久

　　“成批空投有害物种，重创敌国农业生产”，这种做法听起来确实有些不可思议，但在二战结束不久后的德国，情况并非如此。毕竟，人类操纵的“生物战争”由来已久。

　　美国怀俄明大学的自然科学教授杰弗里·洛克伍德，曾在其著作《六条腿的战士》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美国内战时期，据传北方军队向南方的种植园散布了菜蝽蟓（一种啃食卷心菜、白菜等蔬菜的昆虫），造成南方蔬菜产量锐减。

　　之所以用“据传”二字，是因为史学家并未发现北方发动“生物战争”的铁证。事实上，由于不易和自然原因导致的病虫害区分，类似案例的记录往往是基于单方面的陈述。

　　但不可否认，针对粮食生产的“生物战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确曾被交战各方多次纳入视野，马铃薯甲虫的大名被屡屡提及。二战时，同盟国动过向德国空投害虫的念头，英国生物学家约翰·霍尔丹提议“征募”马铃薯甲虫，向德国的农田发起攻击。1942年，一艘美国军舰运载1.5万只甲虫驶抵英国，供军方研究将其作为武器的可能。

　　作为受害一方，德国对马铃薯甲虫的“军事用途”同样不陌生。1943年，一批德国科学家在法兰克福南部空投了5.4万只甲虫，以验证这种“六条腿的士兵”的威力。不过，希特勒向来对生化武器缺乏信心，导致这一计划石沉大海。

　　孩子们也上阵捉虫

　　德国是马铃薯的生产和消费大国。战时，为了尽可能地从民众嘴里省下粮食供应前方，纳粹政权甚至宣布禁用马铃薯削皮器——第三帝国食品部指示家庭和餐馆食用带皮的马铃薯，以节约粮食。由此可以看出马铃薯在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何等重要的位置。

　　二战之后，马铃薯更是成为从炮火中幸存下来的德国普通人的主食。

　　对1950年的东德来说，公众对敌军散播害虫的战时传闻尚且记忆犹新，这种“六条腿的天灾”便再度入侵田间地头，很容易演变为全国性的恐慌。

　　面对虫害，当局同样如临大敌，却苦于缺少高效的防治手段，只能祭出“人海战术”抵挡。情势最紧急时，孩子们也被要求加入这场“人虫大战”——东德的中小学生一放学，就被派去田间地头捉虫。

　　英戈·玛特纳是这支“捉虫大军”的一员。当时还在上高中的他回忆说，小小的甲虫肆虐成灾，致使东德的粮食产量锐减，让许多主妇“难为无马铃薯之炊”。“当听到粮食遭受如此灾难，我们忧心忡忡。没多少吃的，许多时候，一个马铃薯就是我和父母共同的早餐。”

　　不管这些甲虫来自何方，它们给农作物造成了巨大破坏，给东德农业造成了严重损失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被告知，马铃薯甲虫是头号威胁，它们会把所到之处的庄稼吃得光秃秃。”而且，“这种虫子的幼虫破坏力更强，因为在那个阶段，它们胃口格外大。”

　　玛特纳至今记得把虫子捏在手里的感觉，“软软的，有些肉感……女孩子尤其不喜欢这种小东西。”同学们在田地里散开，沿着一行行马铃薯植株慢慢往前走，看到马铃薯甲虫就捉，一天能抓20只或25只，装进罐子里或玻璃瓶里，再送到别的地方集中销毁。”

　　在当时只有18岁的他看来，除掉这些虫子，简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我们刚从二战的打击中挺过来，我自己曾在四个占领国的统治下生活过，这个国家经历过的灾难太多了……所以，哪里有马铃薯甲虫，我们就得赶到哪里把它们消灭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收获足够多的马铃薯，聊以果腹。就这么简单。”

　　冷战对峙催生阴谋论

　　据BBC报道，真正将这场规模空前的虫害上升到“敌对势力蓄意破坏”范畴的，是东德农业部在当年晚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报告。目前可查询到的文件显示，根据对目击者和专家的访问，农业部认定美国飞机飞过东德上空并空投了甲虫，属于“精心策划的阴谋”。

　　东德政府对美国的“指控”，看上去有其内在逻辑。在“马铃薯甲虫事件”爆发前几个月，的确经常有运载着不明物资的美国飞机，低空飞过东德某些地区，前往“孤岛”西柏林。

　　二战后，柏林被分割成多个占领区，市民可以在各区之间自由活动。然而好景不长，因苏联与西方的关系日趋恶化，1948年3月30日，莫斯科突然宣布，从次日起将检查所有通过苏占区的美国人证件。6月24日，苏联又全面切断了西柏林的对外交通，只保留了三条空中走廊，意图用这种方法，迫使西方势力知难而退，从柏林撤出。

　　彼时的柏林依然满目疮痍，若没有外来物资供应，很快会沦为死城。被苏联封锁后，城内除了饮用水，几乎可以想象到的一切物资，如一张纸、一支笔，都需要空运进去。

　　这便是至今被英美广为传诵的“柏林空运”的缘起——接下来的一年间，美国和英国的空军进行了超过20万次的飞行，向西柏林提供了多达4700万吨的生活必需品，包括燃料和食物。最繁忙时，平均每63秒就有一架飞机在西柏林降落。

　　旷日持久的空运瓦解了苏联的如意算盘，还令西方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决心展露无遗，斯大林在震撼之余意识到，对手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一块阵地。1949年5月，经过谈判，苏联解除了对柏林的封锁，德国被正式分割为两个意识形态对立、视彼此为假想敌的政权。随着对立情绪持续升温，越过东德飞往西德的美国飞机，往往会被怀疑为“居心叵测”。

　　当局被指另有所图

　　有了这样的认知背景，加上当局的宣传机器全力运作，东德百姓深信，美国就是这场虫灾的幕后黑手；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的居民，更因此对“美帝国主义”咬牙切齿。

　　不过，和历史上的许多次先例一样，这场所谓的“生物战争”，只是建立在单方面的信息之上。虽然东德方面的宣传材料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头头是道，但后世的历史研究者，始终未能从美国和西方国家发现相应的人证和物证——换言之，东德政府或许另有所图。

　　作为德国马克斯·德尔布吕克分子医学中心的生物专家，艾哈德·盖斯勒是对东德官方论调予以质疑的业内人士的代表。在对历史上出现的多次虫害进行研究后，他指出，马铃薯甲虫在二战前的德国就普遍存在。而到了1950年，它们虽然较以往更多地出现在农田里，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并非有人从中作梗，而是再简单不过的--农药不够。

　　彼时，作为苏东集团的一员，东德的社会生产及物资调配，很大程度上要服从莫斯科的指示，而当时的苏联同样急于恢复在战时遭破坏的农业生产。“（东德）没有足够的杀虫剂，市面上很难买到。就是生产出来的（农药），也大都被运到苏联去了。”盖斯勒解释说。

　　至于东德农业部的那份报告，盖斯勒认为，报告中提到的“专家”之前从没有在关于马铃薯甲虫或其他入侵物种的领域内发表过文章，他们“主要是一帮政客，而不是什么科学家”，可想而知，这份报告的可信度大大降低了。他的结论是：说美国空投了马铃薯甲虫，实质上是因为东德政府自知对肆虐的虫灾无能为力，只得设法转移公众的不满情绪。

　　此外，和实施生产资料国有化的许多东欧国家类似，当时的东德也遭遇了民众劳动积极性下降的问题，影响了战后重建工作。以此为基础推论，东德政府就寻常的农作物病虫害借题发挥，甚至创造出“敌人破坏”一说，不乏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动机。

　　结合亲历者的回忆，如此事果真是某些人自导自演，他们至少部分达到了目的。不过，按照英戈·玛特纳的说法，虽然尽心尽力地捉虫，他从不觉得这是所谓的“帝国主义阴谋”。“大家都说是美国人带来了这些虫子，可我就没把它当真。”

　　如今年过八旬的玛特纳相信，政府把虫灾算在美国头上，也是想借机“敲打”国内的亲西方人士。在他的印象里，“当权者不放过任何机会，抓捕那些沾染‘美式不良习气’的家伙。”

　　○摘自《青年参考》

小李子

中国酒在近现代的变迁



　　明清两代，一直到清中叶，无论南酒北酒，还是黄酒为主流的世界。所谓北酒，是产于北方的各类黄酒为主的酒世界；而南酒，则是南方江浙为核心出产的黄酒。之后，由于社会财富逐渐缩减，战争不断，粮食产量开始减少，黄酒在经济价值上不如烧酒，逐步被后者所取代。目前只有山东、山西还有少量出产，以至于民国时代，当人们谈到北酒，已经想当然以为是烧酒了。

　　蒸馏酒的起源之谜

　　中国蒸馏酒源起于何时？现今有东汉、唐、宋、元等若干起源说。其中，元起源说来源于旧说，有元朝人的记载为证，而东汉说、金代说，都是根据传世文物或者出土发现所说，不过山东社科院的王赛时和国家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孙机都提出元代说比较可靠。

　　纵观史书文献，自东汉以降，直到宋代，酒的蒸馏迹象也没有以文字的形式出现过。唐宋时期有关“烧酒”、“蒸酒”的零散史料，但宋以前时期的烧酒不属于蒸馏酒范畴，而是指低温加热处理的谷物发酵酒。宋代的“蒸酒”也是指对酒加热，以便于灭菌防腐，长期存放。元代之后所说的烧酒才是蒸馏酒，而我们今天所谓的白酒是新中国成立后才赋予烧酒的官方称谓。

　　金代说来源于河北承德青龙县西山嘴村1975年开河道时，所取得的一件蒸馏器，和现代的壶式蒸酒器物很像，当地文物部门也用此物做过试验，但是出酒量非常少，而且酒精度很低，应该是当地的试验不符合元代的取酒办法。孙机发现，当时在蒸馏器出土的地方还出土了元代的滴水瓦，所以他倾向于认为这器物实际上不属于金代，或者说就是元代旧物，如果按照元代蒸馏办法，用酿造好的枣酒、葡萄酒，再用这件出土文物做蒸馏，肯定能蒸出很好的高度酒。断此物为元代产物，则一切非常好解释，文献和实物构成了一套解释系统。

　　许多专家对照这件器物，发现与元人文献中所描述的蒸馏酒器的形制及液态蒸馏方法相合。另外，除了单体器物，江西还发现了元朝酿制蒸馏酒的遗迹——李渡无形堂烧酒作坊遗址。除了有文物出土，旧史的记载均以元代为起点，如《本草纲目》记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创始，其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锅），蒸令气上，用器承滴露。”

　　明清各地的黄酒

　　从元进入明朝，虽然烧酒已发明，但喝的人还是不多。当时更明显的对峙不是烧酒和黄酒，而是南方生产的酒和北方生产的酒的对峙，也是中国酒发展史上重要的南酒北酒时代。

　　北酒地域广阔，以京、冀、鲁、豫为代表，地域广大之外，生产工艺非常传统，生产黄酒、烧酒和露酒都号称尊尚古法，消费量也高；南酒以江浙为核心产区，一直厉行开发新产品，绍兴黄酒实际上就不那么尊尚古法，包含很多新技术，清中期之后，北酒的名声逐渐被南酒所取代。两者地域风格的区别，成为那个时代酒世界的最大特征。

　　当时黄酒在整个发酵酒行业中占据支配地位，酿造工艺更趋成熟和完美，有了时间较长、颜色较深、耐贮存的发酵酒，人们称之为“老酒”，北酒中的不少“老酒”因为做工纯正，在南方也很受欢迎。

　　在北酒的体系中，河北诞生了许多经典的黄酒，其中沧酒、易酒都属于典型的北派黄酒。在出产汾酒的山西，黄酒也高度流行。

　　北方黄酒大都分为甜与苦两种，如山西黄酒称“甜南酒”、“苦南酒”；北京的黄酒称“甘炸儿”、“苦清儿”；山东黄酒有甜苦之分。甜黄酒味有甜腻且焦煳味，并无酒意。苦黄酒味道近南酒，山东人通常喜欢喝后者。但随着时间流逝，人们已经不知道河北等地曾经是著名黄酒的产地，酿造工艺和遗迹都已经荡然无存了。

　　南酒则没有这种甜苦对立的分别。从一开始，江南地区的黄酒制造就引进了新工艺，且程序统一，有统一的酒谱条例问世，不像北方各地自行其是。南酒很快能够形成整体风格，逐步在北方推广，到了清中期，南酒终于打败了北酒，成为贵重礼物。

　　南酒还有一个制胜原因，因为南酒运往北方，经历寒冷不会变味，而北酒运往南方，碰到酷暑则会变质。南酒中著名的花雕、太雕、女儿红的产地都属浙江绍兴府一带。

　　烧酒此时的表现如何？当时烧酒在承接了元代工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越来越广泛地被接受并逐渐影响了人们饮酒方式的转变，汾酒当时已经很流行，当地人称为火酒，凡是出产酒少的地方，在购买外地烧酒时，都会选择汾酒，当时的甘肃巡抚就记载，市卖之酒，以汾酒为多。但是，烧酒并没有动摇黄酒的支配地位。

　　战乱与白酒的崛起

　　统治者的爱好影响下层的接受方式，清朝宫廷很少饮用明朝人爱喝的葡萄酒，中国传统的添加曲酿造的葡萄酒，到了清代逐渐废弃，成为绝响。

　　但烧酒开始流行，却并不是由于口味影响，相反，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清初黄河治理，中下游“束水冲沙”，需要大量秸秆，导致了高粱种植面积增加。高粱作为食物口感差，但蒸馏出酒的品质却比其他粮食酿造的更好，酒度也更高。于是酿制烧酒便成了消化这些杂粮最有效的途径。

　　北酒中烧酒的态势开始超过黄酒，是在清代中叶后，社会上的饮酒风俗也开始向烧酒全面倾斜，王赛时认为，其最主要原因在于：“清中期后，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白酒的饮用经济价值更合算。”也就是黄酒的酒度低，但价格高，且大量饮用不易醉。烧酒酒度高，容易入醉，所以饮用成本较之黄酒大为降低。与烧酒的扩张相对的，是这一时期的黄酒衰退。清末南北各省农民起义不断，战乱四起。绍兴黄酒进京的运河线路与南下的陆路交通时常被战事所阻断，加之黄酒自身不便于颠簸与长时间存放，使得销路严重受阻。烧酒因便于贮藏和远途贩运，酒业不发达的地区从外地买酒，便多会选择烧酒。

　　清中叶之后，战乱常常令作物收成雪上加霜，这时，黄酒的酿造原料黍米和糯米为百姓食用尚且不足，是故黄酒产量随之骤减。高粱不宜食用，酿酒反而能够为百姓带来额外的收入。

　　烧酒经过数百年扩张，最终在清末达到产量上的高峰。

　　现代中国与西南酒的机会

　　民国初始，中国尚无名牌烧酒的概念，就算茅台已经逐渐为人所知，但是大部分人觉得，那只是一种遥远的昂贵的酒类，和他们的生活关系甚少。

　　一般人更是如此。北京的一般百姓，如果喝白干，买到好的二锅头也难，都是挑选山西人经营的大酒缸，酒缸上面是木盖，就当桌子使用，几家老字号的酒好，也就是保证其纯，不掺杂鸽粪、红巩等强烈物质，掺水大概是难免的。金克木也说，不必拘于什么酒，任何一种酒喝长远了，都好，他喝两种白干，其中包括汾酒，还有莲花白、茵露陈、五加皮、红白玫瑰，喝长远了，都觉得好。这是白酒尚未行销全国的时代，也没有一种名酒可以名重天下，人人皆知，而且渴望喝之的。

　　辛亥革命后，尽管创办实业成为一种新思潮，但是中国的酿酒业这种带着浓厚乡土基因的传统行业还是比较小作坊制，加上政府控制，酒行业一直没有大发展。民国政府如同清政府一样加重酒税的征收，有专门的征管机构，另外从海关的税收记录可知，酒类被归于奢侈品一类，收取的税费金额高达70%。稍遇灾荒，各地方政府仍是以国民生计为主而频繁实行禁止酿酒的政策，各个小作坊之酒难以行销全国，也是自然的事情。

　　政府的控制时紧时松。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为了清政府筹饷和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各地方政府放松了对传统酿酒业的限制，西南各省的酿酒业得以逐步发展。到了民国年间，盐业资本向酿酒业转移的趋势，又助推了这里的白酒业的发展。这一时期，西南白酒的发展成为中国现代白酒之路承前启后的动力。

　　清朝中叶以来，四川并未经历长时间的大规模战争，入川的移民带来的酿酒技术和消费需求结合本省原有的酿酒基础，使四川的酒业生产能在晚清至民初继续发展。民国时期四川酒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名酒，成为四川名酒史上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阶段。

　　泸州大曲、绵竹大曲等大曲酒，在清代就已经是四川有名，并在全国开始为人所知。

　　还有一些白酒在进入民国后渐有名气，比如全兴大曲、杂粮酒、郎酒和丰谷酒。

　　1927年北伐战争结束后，中国经济进入了“黄金十年”，茅台酒却仍然依靠鸦片贸易的繁荣得以往来于川黔之间。但这一时期的茅台酒已经成为西南名酒，被很多名人国士所青睐。但是真正的大发展，还是民国政府迁都重庆之后。

　　重庆当时聚集大批文化名人、专家学者，普遍开始喝大曲，冯亦代的朋友，一位留学回来的眼科专家，因为没有洋酒，就用大曲来兑咖啡、橙汁做鸡尾酒。西南的好酒，在一批文化人回到上海北京后，并没有被忘怀，就这样，逐渐有了全国的知名度。

　　西南名酒的另一个机缘，来自于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茅台渡赤水的时候，共产党人在此种下了茅台酒的情结，铺垫了其日后的“国酒”地位。“外交礼节无酒不茅台”之说其实起自民国，“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从延安飞赴西安，张学良宴请周恩来用的是他喜爱的茅台；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飞赴重庆谈判，蒋介石待客之酒也是茅台。


　　共和国的白酒天下

　　新中国成立之初，烧酒仍沿用民国时代多种混乱的称谓：高粱酒、土烧酒、汾酒、小酒等。当时白酒酒度由于无酒度表测量，更无统一标准，商场市肆也称呼杂乱，叫作原干、原酒、白干、干酒、炮子酒。为了工业化的规范，新中国成立后，才将这种工艺和原料类似的烧酒，统一称之为白酒。

　　内地酒酿造作坊开始进行合作化改造，白酒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生产，工业化生产第一个问题是粮食供应问题，共和国的粮食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了统购统销，酒厂非得纳入计划后，才能享受到粮食配给，所以小作坊逐渐倒闭或者关门，只有一些粮食特别富足的地区，还保留了一点合作制的小酒作坊，也不归私人所有，传统的中国师徒相授式的酒作坊开始纳入了工业化体系。

　　有了粮食的统购统销，酒也被纳入了统购统销机制，和清末情况类似，酒精度高而相对更省粮的白酒逐步在全国推广，而相比之下经济价值不如白酒的黄酒，只在全国少量地区得以保留，例如绍兴、江浙地区的酒风也为之一变。许多从前不喝白酒的地区，也开始饮用白酒。

　　八大名白酒是1963年第二次评酒会评出来的：贵州茅台酒、四川五粮液、安徽古井贡酒、四川泸州老窖特曲、四川全兴大曲、陕西西凤酒、山西汾酒、贵州董酒。此次评酒会改变了此前白酒只有品种没有品牌的历史。在此之后，各地酒厂逐渐国有化，成了一家的天下。评上名酒带来的现实好处，首先是流通许可的优势。从刚刚解放起，因为运输管制，如果不能进入计划，没有哪个产品能够运销到外地。第二个好处是，可以在粮食不够的状态下维持生产，无论是贵州茅台，还是泸州老窖，在困难时期，都还能有特殊供应的渠道，保证维持酒的生产。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38期 王恺 张诺然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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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梦魇：铜荒致财政恶化




　　宋代与其说是亡于异族入侵，还不如说是衰于货币制度崩溃。频发的钱荒，让这个曾经最富有科技创新精神、贤才辈出、商品经济活跃的赵宋王朝元气大伤，国家财政日趋恶化。

　　宋高宗时期，南宋都城临安，这个无比富庶繁华之地，也被“钱荒”困扰。“钱荒”指的是市场上可以流通的铜钱不足，民间“钱尤难得”，街市上的商品因而滞销，老百姓深受其害。

　　从都城到沿海，在江南形胜之地，“钱荒”一直成为赵宋帝国的梦魇。发端于唐朝中叶，一直到明朝才被白银治愈的“钱荒”，在两宋时期频频发作，给帝国以沉重打击。

　　钱最多的朝代



　　宋代的“钱荒”分布极不均匀。“钱荒”有季节性因素，譬如丰收时节，集中上缴税负时容易出现“钱荒”；另外还有地区因素，譬如江浙一带最易发生“钱荒”。北宋时候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但是帝国的货币量一直供应不足，因而“钱荒”高发。这与赵宋帝国高度中央集权有关。譬如北宋时的“钱监”，也就是造币厂，主要位于东南地区，但是产出的铜钱需先大量供给京师汴梁以及西北边防地区，进入国家财政系统后，才能流通到江浙，客观上阻碍了货币在江浙的供应。

　　宋代“钱荒”或有种种复杂的表现及原因，但绝不是真的缺钱。宋代是最富创新精神的年代，把整个世界推向近代化的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罗盘”均出现在宋代。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煤的大规模开采也出现在北宋。美国学者哈特维尔估计，11世纪的宋代煤的产量，大致与17世纪整个欧洲煤的产量相当。

　　经济文化的繁盛，造就了宋代货币的繁荣。宋代是中国史上空前绝后的货币品种最丰富的朝代。除了铜钱，同时使用的货币包括铁钱、金银，以及包括茶引、盐钞在内的“有价证券”及流通“票据”，还有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宋代也是中国铸造铜钱最多的年代。特别是北宋时期，铜钱铸造数量之大，让其他朝代望尘莫及。北宋最高年份铜钱铸造额约为500万贯。而以铸钱较多的唐代为例，最多的天宝年间造币也不过32万贯。据中国著名货币史专家彭信威估算，连同前朝旧币，当时全国货币流通量应当在两亿五六千万贯。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以宋仁宗时代为例，当时北宋政府预备将官田私田化，把大量民田交给私家地主和个体农民经营，每亩地最初作价约为二贯五百四十文，而宋初一个中下级官员的俸禄大约为二十五贯左右。

　　货币前所未有地渗透进了宋代人的生活。到市场买东西需要铜钱，老百姓缴纳赋税需要铜钱，朝廷发放的部分官俸和兵饷也是铜钱。苏轼被贬居黄州时，曾经幽默地记述过自己的货币生活。刚到黄州时，经济困窘，每个月只能领很少的俸钱。苏轼将其分成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次只用画叉挑下一份钱来使用，避免超支。偶有结余，就用来款待朋友。

　　铜币的内忧外患



　　货币超级丰富的宋朝，为什么出现了“钱荒”？而且在铸钱最盛行的熙宁、元丰时期，“钱荒”问题已经凸显。铜钱外流、民间窖藏及私铸铜器盛行，是公认造成“钱荒”的直接原因。

　　宋代的铜钱，按照宋人的说法，是“一朝所铸、四朝共用”，它同时还是西夏、辽国和金国的货币。宋代铜钱还流向了海外。根据小叶田淳《日本货币流通史》统计，在日本28个地方出土的中国铜钱多达55万多枚，其中80%以上是宋代铜钱。1266年，镰仓幕府更公开承认宋铜钱为日本的法定货币。此外，宋代铜币也是高丽、交趾等国的主要货币，并流向南亚和西亚，成为印度南部地区乃至阿拉伯地区的辅币。

　　总之，宋代的铜钱“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即使比唐代铸造了多几十倍的钱，仍然不够花。比铜钱外流数量更惊人的还有民间窖藏。在宋朝境内，大量铜钱则藏于大家富室。“钱荒”越盛行，贮藏货币风越流行。青州一户姓麻的人家，祖上库藏钱有十万之巨，三代都没有动用。政府也会向富户借贷，比如曾向永兴李氏借钱二十万贯。

　　宋代铸造的数以亿计的铜钱，如水入流沙，不知去向，使得流通领域的货币量骤减，也使得现有货币流通速度减慢，从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结果愈是造钱，愈是“钱荒”，再多的铜钱都无法弥补缺口，国家财政陷入了恶性循环。

　　宋代官府不得不采取更为严厉的“钱禁”，曾规定携带铜钱五贯以上出境者就要被判处死刑。后来边境形势紧张，刑罚加剧，规定携带铜钱出西北边境一贯以上者就要处死。“钱禁”涉及了各个地区，包括京师。为了防止都城“钱荒”，无论是北宋的汴梁还是南宋的临安，都颁布了禁令，咸平三年“仍令开封府出榜晓谕，其诸城门锁不得私放出见钱”。朝廷也对官僚机构下了禁令，一律不得搬运铜钱下海船，防止官员假借公事名义走私铜钱。除了海防，边防合法的交易通道也被堵死。官方如向边关地区百姓买马，不得再用铜钱，而是改用布帛或者茶叶等实物交换。

　　只是多头管制之下，铜钱仍源源不断地流出宋代国土，“钱禁”还是失禁了。

　　劣币驱逐良币

　　终宋之世，宋朝都被“钱荒”的阴影笼罩，除了守卫国土的巨额军费开支，不得不向四邻支付“岁币”买平安。再加上“钱荒”的打击，曾经活跃的宋代经济体，开始逐渐孱弱下去，乃至采取了饮鸩止渴的货币策略。

　　为了缓解“钱荒”问题，宋代政府可谓殚精竭虑。宋仁宗时期，在西北发行铁钱；宋徽宗时代，蔡京又推行了夹锡钱，含铜只有57.14%，其余为黑锡和白锡，规定要当两个铜钱用，事实上是将钱币变质，贬值了一半多。此外还发行过诸如“当十”等大钱，公开减重和贬值。比如当十钱含铜只有小铜钱的两倍多，钱面值却增大了十倍。

　　一方面，良币都沉淀在了民间，“钱荒”更为严重；另一方面，因为人们不愿保留劣币，会竞相使用劣币购买商品。结果劣币最终驱逐了良币。宋代凡是铸造大钱、铁钱和超量发行纸币的地方，几乎都出现过劣币泛滥、钱多为患的局面。这加剧了劣币贬值、通货膨胀。

　　在财政拮据和“钱荒”双重压力下，纸币作为宋代货币体系的一种创新，不幸承载了太多的政治功能，沦落为政府攫取民间财富，弥补巨额财政赤字的工具。纸币发行的速度总是赶不上纸币贬值的速度，南宋朝廷在这种危险的货币游戏中苟延残喘，走上了滥发纸币的不归路。以“会子”为例，起初的面额是一会为一贯铜钱，等于1000文铜钱。金宋交战时，为了筹措军费，政府发行会子量猛增至１１５００多万贯，会子一贯跌到三四百文。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宋理宗末年，蒙古大军压境，纸币更是滥发，市面上只见纸币不见米，二百贯会子，相当于20万文钱，还买不了一双草鞋。直至宋室灭亡前，一贯会子已经不值一文钱。而赵宋王朝的通货膨胀局面，至此已经不可收拾。宋代的货币体系全面崩溃了。

　　1276年，都城临安沦陷，南宋灭亡。“钱荒”的阴影犹存，宋代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以铜钱为主币的朝代。

　　“钱荒”还是“铜荒”？



　　南宋庆元元年，居住在负山的岳珂发现，一场大雨之后，一座古墓现身，里面有铜带、铜盆、铜盂。不久，南宋朝廷的大规模收缴铜器行动开始了。家里人惧怕受到惩罚，将刚出土不久的铜盂送交到官府，岳珂在《晋盆盂》中记录了这段历史。南宋绍兴二十八年的收缴比这个规模还要大，皇帝带头交出了御府铜器“千五百件”，送到了铸钱司。那年收缴的铜足有两百万斤。

　　这就是闻名于后世的宋代“铜禁”，与“钱禁”相辅相成，都是宋廷为了保住对铜钱的绝对控制权而采取的国策。北宋时，犯“铜禁”10斤乃至10斤以上者，都要受杖刑，并刺配到千里以外的牢城；南宋为此规定的处罚措施包括：“一两杖八十，一斤加一等，十五斤不刺面配邻州本城。”为了彻底断绝私铸铜器，甚至有人提议把所有铜匠都拘捕到为官家铸钱的钱监。后来在执行中，更改为只拘捕违禁的铜匠。

　　实施“铜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民间私铸钱的泛滥，但其因为政策人为干预导致的民间“铜荒”，最终还是引发了“钱荒”。因为这使得宋代铜钱在国家垄断下，其钱面上的名义价值长期低于其币材所拥有的实际价值。假如不存在巨大的价差，铜钱供不应求时，民间铜钱持有人就不会选择持币，而是会将之投入流通获利。币值降低时，部分铜钱就会退出市场，被铸造为铜器，从而自发形成平衡。而在现行政策下，被人为压低了的铜钱实际上在不断退出流通领域，在民间沉淀下来。因为铜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支付手段，而是成为了可以保值的财富，如同积蓄金银，宋朝的豪富人家纷纷窖藏铜钱。

　　而在海外，来自大宋的铜币，正如同坚挺时期的美元，在海外各国价值超高，实际购买力远远超过国内。《禁铜钱申省状》记载了宋代铜币的海外增值现象：“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以是为常也。”

　　在铜价差的厚利趋势下，商人们设法绕过了海禁，贩卖铜钱到海外；民间则冒死犯“铜禁”。既然国家禁铜，民间缺铜，艺人工匠就会想办法筹集铜，并偷偷销熔了铸成铜器出售，可以获取五倍乃至十倍的利润。由此可见，宋代严苛的“铜禁”造成的“铜荒”，才是导致“钱荒”的深层次原因。

　　延伸阅读

　　历代“钱荒”



　　秦朝：由于货币供给不能满足需要，出现“物贱钱贵”的局面，农民和手工业者受到伤害，以致经济萧条而亡国。

　　西汉：王莽实行黄金资源国有化，民间丧失了货币财富，而政府的货币供给不足以填补民间货币的缺失，直接导致农民破产。

　　唐朝：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随着经济的复苏，绢帛作为货币因体大物重、不便分割、难于运输储藏的缺点日益明显，铜钱的需求日盛，而官营铸币无力满足，引发了严重的铜钱私铸滥铸。

　　宋朝：宋仁宗庆历年间，江淮钱荒；神宗熙宁年间，两浙钱荒；哲宗元年间，浙中钱荒尤甚；南宋初期，“物贵而钱少”，后期更“钱荒物贵，市井萧条”。

　　元朝：禁止民间使用金银甚至铜钱，一律使用纸币。使用纸币就难免超发，发得无法收拾了就用新钞替代，最后钞票毛得没人用，全社会又回到了货货交易的状态，不得已又重新启用铜板和金银。

　　明中后期：中国逐步确立了银两制，进入“白银时代”，不出所料，明末又出现了银荒。明朝白银大部分仰仗海外进口，恰在此时，欧洲发生“郁金香危机”，又因辽东战事耗银巨大，终至灭亡。

　　清朝：清朝人均铜钱拥有量，顺治八年时只有1.4枚，康熙元年发展到3.7枚，康熙六十年有4.3枚，雍正十年时是6.4枚，直到乾隆时才高达19.1枚。

小李子

李亚鹏：很多付出，很多失败




　　李亚鹏一直被媒体塑造成敢想敢为的人。2013年4月，记者在专访他时谈到王菲及男人的四十不惑，他没有用遣词造句包装自己所做的事情。时隔半年，回看当时的访谈实录，不禁让人感叹，也许离别早已在细节里埋下了伏笔。

　　因为喜欢做各种事情，所以走过很多弯路

　　一则微博发布的离婚消息，将王菲和李亚鹏推向了舆论的中心。

　　“我们的女儿李嫣以后会跟我在一起生活……我们从恋爱到结婚，财务一直是独立的，所以也不存在财产分配的问题”。李亚鹏认为自己“要一个家庭”，暗指王菲“传奇”般高高在上，引来无数网友回应：求子不得、靠王菲生活、外遇被抓现行……一个男人所能犯的错或碰不得的软肋，都被当作这场婚姻走向终点的原因。

　　香港媒体在娱乐新闻中一直反应迅速，最早指出王菲与李亚鹏的财产有距离，保守估计王菲身家达10亿元，而李亚鹏顶多是王菲的十分之一。对外界质疑李亚鹏吃软饭，好友陈昭荣否认道：“亚鹏地产事业项目很大，根本不可能靠老婆。外人不清楚，才会老在这上头做文章，我这朋友最清楚，从头到尾都知道两人财务是分开的。”

　　因为喜欢做各种事情，李亚鹏走过很多弯路，这些曲线总会被罩上王菲的身影。“八爪鱼”是王菲给李亚鹏起的外号，因为他一度有过8个公司。

　　2010年宣布退出幕前时，李亚鹏名下有超过市值3000万的物业。2012年，他曾表示，3年内投资约2500万元做“COART亚洲青年艺术节”，最终，他在束河小镇圆了自己艺术中年的梦，而被李亚鹏称为个人终极梦想的“书院中国”项目，迟迟不见落实。

　　“嫣然基金”是他近年最受关注的项目。有一次，为“嫣然基金”募捐的信被一人当面扔在地上，两个月后，他收到10万元捐款和落款为“对不起”的捐助信。他对“嫣然团队”说：“我们做公益、做慈善，永远不要有这一种潜意识，认为自己在做公益和慈善，自己的道德一定比别人高尚了一点点。一点点都没有。你去做，是因为你需要去做，你想做，这是你自己的个人选择。千万不要因为做了公益，而有道德优越感。”

　　“COART亚洲青年艺术节”筹备的2010年，王菲打破5年的沉默，在全国开了多场复出演唱会，门票从2500元飙升至12000元，即便如此依然一票难求，一年的吸金能力高达1.3亿人民币。

　　女儿李嫣的病曾让两个个性迥异的人同心协力，现在女儿痊愈了，两人的个性差异愈加凸现，陈昭荣说：“也许这比喻不太恰当，但成龙跟林凤娇能走到今天，也是一边能牺牲，但菲鹏偏偏都是幕前的耀眼人物。”

　　李亚鹏一直被媒体塑造成敢想敢为的人。2013年4月，记者曾在“COART亚洲青年艺术节”专访他，谈及王菲、谈及男人的四十不惑，他没用遣词造句包装自己所做的事情。时隔半年，回看当时的访谈实录，不禁让人感叹，也许离别早已在细节里打下伏笔。

　　我能够在无常当中随时调整自己

　　记者：商人、文化人、公益人、演员，这么多身份你怎么协调，未来的重心是什么？

　　李亚鹏：每个人道路不一样。我18岁考上中戏就感慨，一个做了10年无线电的人上了中戏。人生道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邓爷爷1989年说的这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在美国拍戏也是一个机缘，拿到了50万美金的风投，1998年底做了一个网站，到现在也做了许多商业上的事情。但我从2000年到2010年，每年拍一部戏，每部戏基本拍3个月，很难割舍演员这个职业。

　　大学不管情愿与否还是上了，而且一切的根基是从这儿起的，要真的斩断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到2010年我才真正找到和明确一生要做的事情，从这点来讲我又不是那么幸运的人。比如我的同学王学兵、陈建斌，我们一起长大，他们从小就坚定做演员，我却不是。我以后主要做3件事：一个是嫣然天使基金，我一定会做，这是为我女儿做的；第二件事是COART，为了自己20年艺术生活的一种延续而做，毕竟这20年的艺术生活是不可抹杀的，只是我的兴趣点慢慢调整了；第三件事是真正由心而发为自己做的“书院中国”。

　　记者：人到40岁会有许多问题，你刚步入40岁，对人生和世界有什么新的看法？

　　李亚鹏：40岁是非常关键的时期，我40岁才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这个时候是清晰的，不是懵懵懂懂的。也不是那么幸运，经历了20年复杂的生活，忙忙碌碌的20年，没有停止过。我很少去旅行、玩，惟一的爱好是下围棋，经常在网上下，今年年初在电脑上删了，最近又悄悄地下载了，联众围棋。

　　这样的爱好也会带来一点点生活经验。一个人不管做什么，能够在每一件事上不迷失方向，还能有一定的途径和路径达到目标。一直保持这样非常难，做一件事还相对容易一些。佛说生命无常变化，这不仅是佛教用语，也是事实。今天对你是有利，有优势，可能明年就变成你的障碍。我到中年以后，能够在这种无常当中随时调整自己，对内调整自我，对外审时度势，这是要做成功一件事非常重要的前提。绝不可以拿过去30岁的经验套今天，那时成功的经验会变成今天的障碍。如果我说今天有一点点这样的状态，得益于那20年的绕弯，那20年在各个领域有碰撞和接触，有许多的付出，也有许多失败的例子。但是那也是废话。

　　记者：所谓的四十不惑？

　　李亚鹏：我39岁开始不惑的，我是按照课本走。

　　记者：转型期间遇到过一些困难或者想不通的问题吗？

　　李亚鹏：这十几年还好。大学刚毕业时最困惑，那时候毕业论文的题目是《理智与情感》。我上了4年大学，还在文科生和理科生的心态之间纠结，从大学毕业到1997年那3年比较迷茫——大学毕业就失去一切了，原来还有校徽在胸前一别，骄傲一下。到底做什么？拍戏我不想拍，可是做别的很不容易，而所有的优势都指向拍戏。大学毕业一年没有拍戏，写剧本，写了一年关于狼的故事，一个电影剧本卖了8000元港币，还是生活了一年，花完了生活不下去了，被现实所迫就回去拍戏。我拍戏还是有许多的机会，一直到1995年，拍《北京深秋的故事》，那时一年拍11个半月的戏，过年不拍，一直到1997年。那3年都是为了生活。到了1997年生活慢慢不是问题了，又开始想逃离。1998年碰到一个机会做一个网站，叫喜筵，是婚礼带线下服务的网站，困惑那个时候也有。后面我要什么，一直还是比较清晰的。

　　还有一次是有迷惑的，李嫣的出生让我迷惑了3个月。确实迷惑，每天睡不着，很忧虑，很纠结，想很多。今天回头看做了正确的选择，没有去逃避这个事。当时我们想移民美国，最后还是选择了面对。困难不算迷惑，做任何事情都有困难，这是肯定的。

　　记者：COART筹办时你说与王菲提过，但她也不知道会请什么人过来。

　　李亚鹏：我们俩的相处之道，就是在工作上绝不讨论，绝不干涉。包括她这次来也不知道（COART到底是什么），我就说自己去出差，这需要大家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我们办了一个酒会，也做了关于项目的展览，她那天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项目有两年多了，做规划设计已经很久了，她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大的项目，有五星级的青年艺术家酒店，是16万平方米的综合文化地产项目。她知道我的事情也是从媒体上看到的，她说“看到你在丽江看酒店，我还以为看客栈呢”，旁边的亲戚听了以后笑了，说你们是不是一家子？

　　记者：有什么事情是你敢想，但是因为个人或者外部原因到现在没有实现的？

　　李亚鹏：敢想但没有实现的，过程中还有，可能记不清了，也不重要，但是（只要有）这3件事，就没有什么敢想不敢做的。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32期

小李子

一方水土 养一方小贩



　　闲暇假期少不了逛逛市场，如果出境游也能去逛逛当地特色鲜明的市场，会有怎样的情致？

　　有媒体报道，这些年来，德累斯顿的圣诞市集每年能吸引两百万游客捧场。

　　即便是千里之外的欧洲大陆，都有这么历史深远的市集文明，就更不要提近在眼前的东南亚，以及日韩等国了。

　　东南亚 食物的狂欢

　　日本 “白领小资”特质明显

　　在泰国，食物有共通的一种语言：不论是咖喱蟹芒果香饭还是猪颈肉，都可以在露天小摊上现做，香喷喷的烟火飘一路。行人边走边吃，完了再到专门买芒果汁的摊上去喝一杯。

　　泰国清迈的市集文化早已在全亚洲闻名，船行在宽阔的河道，两岸是水上人家，种满了鲜艳的花朵。在国内我们见过多次水上人家，凤凰的、西塘的，然而泰国的格外不同，可能是因为鲜花的点缀，令人觉得他们的生活也更鲜艳。当船拐过了一个湾，正式进入水上市集。你很容易观察到，虽然河道窄了一些，但两旁是一个接一个商铺，卖着廉价的手工艺品。河中则被数不清的小船挤满。一部分是卖水果的，船身堆满香蕉、芭乐、火龙果、释迦……还有就是卖吃的，春卷、米粉、咖啡、粽子……都是泰国家常小吃。

　　船上的小贩，几乎都是女人戴着斗笠，穿着素色的衣服，沉稳矫健地划着船。她们并不像一般的小贩，干净整洁，很多甚至涂着鲜艳的口红。在这里你能见识到传说中的防晒椰油，被一个老太婆涂在脸上，煞是吓人——然而老太婆的米粉汤实在是赞。

　　相比而言，马来西亚的市集则更加热闹，近似于狂欢节日的氛围。比如古晋是一个购买土著部落古董、古物的绝佳场所，而最丰富的地区当数市内的几个地方。一般各古物的价格会订的相当高，不过，讨价还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游客也应抽空去参观SATOK路的星期天市集。这是一个售卖水果、蔬菜、动物及稀有草药的地方。此市集非常有趣，既有村民带着新鲜的森林产品以及森林野生动物，来此兜售，也有野猪、海龟和新鲜的森林草药及罕见的水果等。这些业者从星期六下午就开始陆陆续续搬运货品来到现场，因为，此市集的营业时间是从早上5点开始。

　　日本 “白领小资”特质明显

　　我们的东亚邻国日本，一向以规矩、制度和整洁度为第一原则，其市集的特质自然也更加“白领小资”一些，而且日本人很容易把市集的类别细分到极致的程度。例如风靡全国的创意市集和动漫集会，这些都不用赘述。

　　最有意思的是，那种带有祭祀、庆典性质的活动，足以令人感受到日本民族的本土文化。比如酉之市是日本的一个重要的节日祭奠活动，是指在11月的酉日在各地的“鹫神社”举办的节庆活动。为了表达一种亲切的情感，人们还把“酉市”拟人化，称作“酉SAN”。其中的“酉”是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组成的“十二支”之一。古代日本人从中国学习到这样的记日方法，把它与“天干”相结合，也用来标记年日。正因为是在酉日举办，所以就称为“酉之市”。鹫神社中供奉的是开运和保佑生意兴隆的神明，香火旺盛，深得人们的推崇。

　　在酉日这一天，神社内开办集市，摊位上主要出售“会耙来财富和好运”的竹耙（日语称“熊手”，把面具和钱币挂在上面，作为吉祥物的装饰品）。在举办酉市的神社当中，以浅草附近台东区的鹫神社最为有名。新宿区的花园神社、中野区的北野神社、品川区的荏原神社等，东京都内的30多个神社也会召开酉市活动。并且，竹耙成交时，买卖双方还有“击掌相庆”的习惯。也有不少人专门为倾听这愉快清脆的击掌声，而造访酉之市。有机会去日本的朋友们一定要在11月的时候参加下日本的酉之市。

　　与浅草的酉之市齐名，都是东京都内屈指可数的活动。祭奠举办期间，60多家竹耙形吉祥物店和两百多家的露天小摊一字排开，竞相叫卖手中的竹耙形吉祥物，不绝于耳。酉之市的日子，每年有60万人之多的观光客来访，花园神社中非常有名的耍猴也在祭奠期间搭起表演台，为整个几点锦上添花。

　　韩国 小商品贸易发达

　　真正以小商品贸易为目的的市集，还要数韩国本土的传统市集。像首尔明洞、梨泰院、釜山以及东大门这些韩国热门市集，都没有最传统的南大门市场有名，它被称为24小时购物天堂。这里是真正的韩国人传统的市集，他们每天都会来这里淘宝，是最原始的跳蚤市场。

　　南大门市场销售的商品价格低廉，既可批发，又可零售，是国内最好最大的综合传统市场，充满活力的凌晨是反映韩国人勤劳的另一道风景，是世界著名的观光地。南大门市场始建于朝鲜王朝太宗4年，有一座古朴的城门，为韩国第一号国宝崇礼门，即南大门，市场因此而得名。市场内服装店达6000多家，其中又以女装最多。在这里购物可以砍价，但谈定价格后不能不买，否则要遭到业主的白眼。一些饰品物美价廉，饰品年销售额上百亿美元，外商也到这里购货，成为南大门市场的“摇钱树”。

　　南大门市场如同韩国东大门市场一样，现在不仅仅是一个综合性的批发商场，而且白天会开展零售业务，到下午5点左右，零售逐渐停止，晚上10点以后只做批发业务。

　　可见，亚洲人的市集文化并不一定就比欧美的程度要低，相反，它们反而融汇了当地人的生活史，将那种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和历史文明，以最亲近和划算的小市场经济吸引着你的关注。所以，他们非但不存在搅乱市场、民众生活的危险，而且更加被一贯持家勤俭的亚洲人民所热衷。

　　摘自《世界博览》2013年第16期

小李子

难以说清的选秀“黑幕”



　　当舞台上星光散尽，大幕拉起，本该是演员和观众再次回归沉寂的时刻，但如今的荧屏选秀却并不遵循这一规律——每档选秀节目落幕后，都会有涌起各种“黑幕说”，而且节目声势越大，与“黑幕”有关的传说越是精彩。有些“黑幕”还是正常范畴里的揣测，有些则是毫无证据的臆断，有些言语甚至把人性里最丑恶的那些念头都发泄出来。

　　所谓“黑幕”，自然见不得光。有关冠军、晋级、淘汰、签约的各种故事，有些事出有因，自然能摆得上台面；有些牵涉到商业机密，各方都得秘而不宣。于是，能上台面的被称为“真相”，秘而不宣的称之为“黑幕”，马上有各路网友一一跳出来，声明自己的判断多么英明正确，又声明选秀这潭池水究竟有多深。每一台选秀节目都被观众习惯性审视有无“黑幕”的可能，一旦有不如意或看不懂的情况就立刻质疑存在“黑幕”，或是以怪异的眼神去看待每一位胜出的选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曾经的“红楼梦中人”。

　　这么些年来，始终有声音说要澄清“黑幕”，要做“最干净”的选秀——声音很响亮，想法很美好，听着很带劲，可现实却常常事与愿违，商业比赛怎么可能摆脱商业利益的干扰？赞助商、制作方、导师、评委、选手都各有各的想法，即便是大局为重，再柔弱的人都不会选择彻底让步，要让游戏一切尽在掌握，除非是幼儿园的娃娃家，而且得让老师来指派角色。

　　选秀毕竟不是体育竞赛，选手们拼得是综合素质和十项全能，不一定跑得快跳得高就能笑到最后。观众所能看得到的只是实力、人脉、性格、家底、人气、形象，但看不到主办方和选手面对面的谈判，至于合同的期限长短、获利分成以及各种条约限制，都是决定双方最后牵手还是一拍两散的关键。所有选秀节目，决定胜败的都不是观众所能看得到的那些外相，合同和契约才是决定成败的必然因素。

　　选秀毕竟是一场商业秀，也是一门生意。就像每个人购物时都会有自己的判断，一般人都不会选择最好的（因为常常是最贵的），也不会选择最便宜的（因为质量难以保证），最后必然是权衡利弊做出选择，未必是最好的，但肯定是彼时觉得最合适的——选秀也是一样的道理。所谓的“黑幕”传说，只是你在购物时那些心理活动，能做出判断但未必说得出口（或许还有积分返券认识熟人能打折的原因）。或者说，所谓“黑幕”，本就是选秀节目的一部分，一台纯洁得毫无话题可言的节目，即便编导再用心，也只能得到部分人的掌声。一台不完美的比赛，自然有其缺陷之美——恨人有笑人无，不正是当下很多人共有的心态么。

小李子

西方女性美容史上的“美颜秘诀”




　　本书是一部关于西方女性对美丽不懈追求的历史，是一幅12世纪以来的美容生活长卷。从面部的眼睛、嘴唇、肤色，到头发的长短、颜色和造型，再到手足护理、身体保养，涵盖了女性美丽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追求苍白的面孔，浅金色卷发，高耸的发髻，纤细的腰身，弱柳拂风的病态娇柔，到现下追求个性时尚、百花齐放的自由健康和美丽，随着时代的变迁，西方人的审美标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爱美的女性迎来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美丽时代。

　　眼睛令她们声名鹊起

　　20世纪，电影产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明星们的美丽面容在银幕上不断被传播，也许正因如此，女性们的双眸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电影院的大银幕上，女明星们飞扬的神采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新的化妆技巧使她们的眼睛更加楚楚动人：玛琳·黛德丽浓黑茂密的假睫毛，路易斯·布鲁克斯大胆的弯眉，奥黛丽·赫本用眼线笔勾勒出的迷人的双眸，还有玛丽莲·梦露彩色的眼影……人们从这些明星身上吸取了许多灵感，这股眼妆风潮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并产生了大批拥趸。

　　黑色与白色的交替使用以及充满表现力的化妆技巧突出了眼睛的神采，让泪水更加楚楚动人。无声电影的出现让人们越发地认识到，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因此，米高梅公司的首席化妆师威廉姆·H·丹尼埃尔用精湛的技术打造出了葛丽泰·嘉宝的完美眼妆，目光低垂时，睫毛在脸颊上投下一片阴影，不经意间的回眸一瞥，便可以胜过千言万语。

　　在电影进入了更加开放的时期之后，玛琳·黛德丽将这种突显眼部美丽的化妆浪潮推向了最高峰。这个在内心深处不爱自己的女人无休止地在眼睛上镶嵌假睫毛，对眉毛进行脱毛，或者重新勾勒出细如弯弓的娥眉，为了突显瞳孔的神采施以浓厚的眼影，佩戴各种各样的饰物：短面纱、羽毛头饰、蟒蛇，以及特拉维斯·班顿为电影《上海快车》设计的黑色羽毛光晕。被称为“好莱坞化妆界魔法师”的蜜丝佛陀先生则和女星简·哈尔洛一起推动了浓厚眼妆与淡金黄色头发的潮流，以此来烘托黑色与白色的鲜明对比。这种潮流受到了大众的追捧，1937年，蜜丝佛陀化妆工作室在好莱坞正式成立。

　　特艺公司保留了这一化妆风格。玛丽莲·梦露就是所有魅惑力的化身：眼皮上浓厚的眼影，无比性感的朦胧双眼，长而弯曲的睫毛，重新修饰的眉毛，烈焰红唇再加上淡金色的头发。浑然天成的自然美加上后天的刻意修饰创造了这种难以抵抗的魅惑力，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这种梦露式的魅惑力在好莱坞大行其道，启迪了数以百万计的女性。美容化妆业开始腾飞，为各个阶级各个年龄段的女性提供了最新的美容产品。

　　睫毛膏诞生了。诚然，早在1834年，一个定居在伦敦的法国香水师欧琴尼·里梅尔便创造出了一种可以为睫毛上色并且加长睫毛的产品。1913年，一个名叫T·L·威廉姆斯的美国化学家发明了睫毛膏的配方：把碳粉与凡士林粉进行混合。随后他创办了一个名为“美宝莲”的公司，正式把睫毛膏投入生产。“美宝莲”是两个名字的组合：美宝儿——这是曾经给他无限启发的妹妹的名字和凡士林。紧接着，他对这种产品进行了改良，设计了一种饼状睫毛膏，用湿润的小刷子蘸取后涂在睫毛上。1957年，伊莱娜·鲁宾斯坦才设计了第一款内置小刷的睫毛膏。

　　女性们从此逐渐对眉毛、睫毛和眼皮产生了兴趣，并且一些新兴的杂志——比如1937年创刊的《嘉人》和1945年创刊的《世界时装之苑》开始为读者提供一些与化妆技巧有关的文章。

　　在最近的30多年，各种眼妆的化妆品和化妆技巧层出不穷。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女性们很少对眼睛进行修饰，19世纪的眼妆仅仅局限于风流女人们的黑色眼影和上层社会的假痣艺术。但是现如今，从消除黑眼圈的产品到色彩缤纷的眼影，再到品类繁多的眼线笔、睫毛膏，各种产品不断涌现，与过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1世纪初，眼妆产品日益丰富，而且变得更加有趣。女性们像玩游戏一样装点着自己的美丽。在广告和杂志专栏中，出现了曾经属于绘画领域的辞藻：刷子、调色板、颜料、画笔、修正笔等等。与颜色有关的新的词汇也在不断地增多。

　　每一年的时装秀，各色的眼妆呈现在大家面前，从夸张的假睫毛到漂白的眉毛，再到色彩艳丽的眼皮，这里是化妆师们的竞技场。迪奥倡导的彩虹色眼妆，让·保罗·高提耶引领的烟熏妆，古驰开创的黑眼圈潮流……艺术家们表现出了无穷的创造力。当代的女性迅速掌握了眼妆的新技巧，这些技巧仿佛一支具有魔力的画笔，使女性们流转的波光中透露出无限的魅力，美丽之中却不显张扬。随着科技的进步，有的女性甚至开始借助于最新的眼科技术，用美瞳来矫正眼睛的光芒。

　　美容秘诀

　　◆欺骗人的眼神

　　涂一层浅色的抗黑眼圈霜，可以提亮眼睛。最好选择一款白色略带彩虹色的眼影。如果想画一个精致的浓妆，在眼皮上涂一层脂粉，或者在面部轻轻地打一层粉底，然后逐渐抹匀，制造光晕。如果想画一个高雅的妆容，那么先从鬓角画起。画一层浅玫瑰色的眼影，可以瞬间变得神采飞扬。内眼角内涂上金色的眼影可以为眼睛增添光彩。

　　◆充满魅力的睫毛

　　涂一层睫毛膏。从眼睫毛根处涂起，慢慢地涂抹至睫毛梢处。在涂上眼睫毛时，头稍稍向后仰，而涂下眼睫毛时，头最好微微向前倾。然后用睫毛刷涂抹均匀。停 5 分钟后，再涂抹第二遍睫毛膏。不要把下眼睫毛涂得太浓，使眼妆过分厚重。不要用太硬的睫毛夹，建议使用牙刷柄。

　　◆眼线笔的选择

　　如果眼角是下垂的，那么不要加长眼线，这样会加重这种效果。如果眼睛比较圆，比较突出，那么下眼睑不要画眼线。只沿着上眼睑画一条长长的眼线就可以了。在上眼睑上涂一层淡淡的眼影，然后轻轻地画出睫毛。如果没有眼线笔，我们可以用削尖的眉笔，或者把眼影弄得潮湿一点，涂在小刷子上。只有大眼睛的人可以画内眼线，因为内眼线会使眼睛显得小一些。

　　最好的口红可以抵抗一切诱惑

　　“口腔内的装饰品”，这是路易十四时期才女们对牙齿的戏称。但是，只要看一下当时的护理方法，就知道牙齿一点都起不了装饰的作用。且不说牙齿护理尚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单单是牙医们的拔牙技术就让大众望而生畏。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何在那个时代，女性们很少用化妆品来突出唇部的美丽。与其让别人看到自己掉了牙齿或者长着蛀牙，还不如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到自己亮丽的肤色和朱红的面颊上来。

　　直到19世纪，唇膏才渐渐普及开来。这种唇膏的主要原料是原蜡和甜杏仁油。人们逐步重视牙齿的卫生和保健，美容专家也开始强调使用牙刷的必要性。制作“牙膏”的配方很有意思：鸡蛋壳、鹿角、磨碎的肉豆蔻，或者薄荷精油和干丁香花苞。只有妓女或者女演员才把嘴唇涂成红色。

　　1927年，美容的历史上掀开了一个新篇章。化学家和摄影师保罗·波德克鲁发明了一种可以旋扭的小棒，这与之前人们涂在指甲上的、被称作“葡萄”的奶油状红色膏体大相径庭。这种小棒的另一个创新之处在于它的配方，有了这种配方，口红的颜色可以更加持久。歌剧《乡村骑士》曾有这样一句诗：“让我亲吻你红色的嘴唇。”保罗·波德克鲁从这句诗中获得了灵感，把它命名为“红色热吻”。

　　有些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正是黑白电影推动了口红的浪潮。为了拍摄一些特写镜头，黑白电影需要具有极强反差效果的色彩对比，这就要求演员在唇部施以重彩。瑟达·巴拉拍摄了一部由吉卜林的诗歌《吸血鬼》改编的电影。在电影中，她的妆化得格外浓重，嘴唇几乎成了黑色，她也成为了第一个被称作“吸血鬼”的女演员。随后，克拉拉·鲍用画笔和颜料勾勒的“桃心形嘴唇”受到了数以百万计人的追捧。在黑白荧幕上，路易斯·布鲁克斯同样运用了这种鲜明的对比，用黑色的眉毛和深色的口红创造出了无比明艳动人的视觉效果。关于她，影评人阿多·凯鲁曾写道：“如路易斯·布鲁克斯的双唇能激起两种感情，一种是爱，一种是绝对的杀人冲动。”

　　时尚杂志《服饰与美容》和《时尚巴莎》的摄影师，像是爱德华·斯坦臣、塞西尔·比顿、 霍斯特·P·霍斯特等人，用他们的镜头，将追求精致的美容观推广开来，从而也促进了口红的飞速发展。聚光灯下，漂亮的服装配饰、出自顶级设计师之手的裙装、高档的首饰与细致的眼妆、唇妆相得益彰，这些女人身上带有梦幻般的高雅与风度，把美丽发挥到极致。口红又怎能缺席这场高雅的美丽盛宴呢？

　　进入了工业化生产之后，口红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金属的短缺，口红管成了最受欢迎的东西。1943年，资生堂向日本军工厂的女工们派赠了一批木质外壳的口红……

　　20世纪50年代是口红的全盛时代。女性们开始拿它和指甲油搭配使用。长着性感厚唇的女明星，像是玛丽莲·梦露、丽塔·海华丝、索菲亚·罗兰引领了新的魅力和化妆潮流。女性们涂抹的口红多呈现鲜红、胭脂红或者品红色，并且突出了唇部线条。与过去的几个世纪恰恰相反，她们喜欢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向嘴唇和微笑。口红的宣传铺天盖地地展开，在插图画家勒内·格鲁笔下的作品中，口红正式成为了为魅力与性感加分的道具。正如一条广告标语中所说：“最好的口红可以抵抗一切诱惑，甚至包括亲吻。”

　　美容秘诀

　　◆润唇秘诀

　　用甜杏仁油按摩双唇，随后用双层棉球擦掉死皮。在睡觉时涂上一层厚厚的蜂蜜。清晨，用温水洗掉，然后用棉花轻轻地擦拭嘴唇。

　　◆制作“甜蜜唇膏”秘诀

　　把 1 汤匙蜂蜜和 1 汤匙糖混合在一起，调成糊状。把这种膏剂涂抹在嘴唇上，最后用温水洗干净。我们同样可以用牙刷刷去死皮。

　　◆缤纷的唇彩

　　较薄的嘴唇比较适合浅一点的颜色。鲜艳的颜色可以使嘴唇看起来饱满一些。

　　肉感的嘴唇和一些鲜明突出的颜色更为相配。注意紫色会使牙齿显得更黄。

　　化妆的话也可以选择鲜艳的红色。用手指涂一层打底唇液，然后用唇线笔轻轻地勾勒出下唇的轮廓，尽可能地显得自然一些。因此，为了达到这个效果，选择一款颜色接近唇色的唇线笔。最后，用刷子涂抹一层口红，在下唇中央涂一点唇彩。

　　◆唇彩持久的秘诀

　　先涂抹一层祛皱霜，用刷子涂上口红，然后再涂上一层粉膏，然后用手指轻轻地拍几下。然后重新涂一层口红，着重突出下唇的色彩。

　　---摘自《梦露的雀斑：

　　你不知道的西方美容史》

　　（法）安娜·德·玛尔纳克 著 　南溪 译 　　漓江出版社 　　2013年8月

小李子

活在孔子时代的现代老叟



　　100年的时代变迁在他身上没有留下什么印记，因为他其实一直活在《论语》、《庄子》古籍里的时代更为久远。他拒绝电视、电话、冰箱甚至味精和洗衣粉。作为教授，他师法“述而不作”，即使退休，有人向他拜师，也要模仿古人，奉上几束咸肉。

　　被称为“活字典”

　　2013年9月8日晚上，101岁的杜道生终于摆脱了插在鼻腔里的氧气管、指头上的监护设备、手背上的输液针管，拒绝了重症监护室的血液净化机。这是他最后一次接触现代化设备。

　　当夜，这位被称为“活字典”的古文字学家走了，终于“回”到了他更熟悉的古代。

　　住在钢筋混凝土筑的五层楼房中，杜道生的屋里，还是嗅不出一点现代的气息。他家里没有冰箱，从来不主动看电视。一次学生到访，惊奇地发现他在凉水里放着一盅米饭，以此保存食物。虽然在2008年装了电话，他也从来没有接过，“因为觉得跟自己没关系”。

　　直到去世，杜道生睡的还是60年前的一张高低床，木头的床体连一层油漆都未刷。床下放的搪瓷脸盆，是他母亲留下的。放在床头的书，还有许多是民国年间出版的。就连他读书的方式也和今人不同——每天上午用毛笔抄书，笔下写的，永远是繁体字。

　　7岁进私塾，1937年就从北京大学毕业，这个做了70多年古文字和语言学研究的人，一辈子被印成铅字的文字寥寥无几。一本《论语新注新译》和一篇发表于报纸的文章是其中最常被人提及的。那本书还是由他的学生对照着毛笔手稿校对后出版的。

　　实际上，他去世的消息带来了两种不同的反应：在家乡四川，他满脸皱纹的照片登上了不少报纸的头版，名字前面还被加上了“国学大师”、“汉字守护者”等定语。而在省外的大部分地方，这个消息少有人知晓。

　　“老师著书不多，是师法孔子的‘述而不作’。”他的学生说。

　　“不能背下来的书不是自己的。”杜道生告诫学生。他教给学生的“学问三部曲”中，第一步就是“读诵抄”，然后，经过“笺注释”，才该真正“做学问”。

　　他能随意背诵出《四书》、《文心雕龙》、《说文解字》和清代学者段玉裁写的长达40万字的注解。

　　作为曾经的学生，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周及徐记得在向杜道生请教问题时，他总是先说出某个字在第几卷、属于何部的第几个，然后要周及徐从架上抽取《说文解字》翻看。“我和书中的内容相对，毫发不爽。”

　　给学生讲课时，杜道生会随身带着《说文解字》，但“几乎不会去看”。而课堂上发给学生的讲义，都是杜道生用毛笔写好然后复印的。

　　这像极了故事里民国教授才会有的上课习惯。实际上，杜道生的老师中，不乏民国时期的大学者。在北京大学，历史学家钱穆的课他听了三四遍，甚至为了抢位子谎称自己是不及格来重修的。也正是北大另一位著名教授沈兼士，指导他研究古文字。

　　生活方式一直停留在那个年代

　　到现在，文字的字形、音韵、训诂，他基本上都有研究。周及徐评价说，“能这样打通几个方面的学者并不多见”。

　　自从青年时期开始接触古文字以后，杜道生关心的内容就再没有变过。连无书可读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也随身带着一本《新华字典》反复读，并为这部权威字典挑出了170多处错误。

　　在改变杜道生的研究兴趣上，时间败下阵来。生活也如此。

　　从1956年被调入刚刚成立的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起，杜道生就住在文学院两层的办公楼里。到了后来，文学院搬了新址，学校也给老人分了一套新的住房，但杜道生不愿搬走，因为“不习惯”。而在这个两间办公室拼凑成的小屋里，他闭着眼都能摸到路。

　　为此，他不得不忍受的是，每天要到一楼上厕所和接水，学校特别批准使用的电炉是唯一能加热饭菜的工具。直到2008年，趁他生病住院，学生才偷偷把他的家搬到如今的小区。

　　有人说这是一个生活清苦的学者，可作为长孙女的张炜并不这么看。“我们家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比其他家庭还要过得稍好一点。只是到后来爷爷的生活方式一直停留在那个年代，没有变化过。”

　　他的日常生活，看起来也简单而随意。他拒绝点心外面精美的包装、一次性餐具、复杂的防腐剂、味精、洗衣粉……在他看来，衣服只用水投一下就行了；用过的饭碗，也是用开水涮一涮，然后等水凉了一口喝下去。这些怪诞的行为，按他的学生理解，是老师在模仿古人，过着一种崇尚自然的生活。

　　遇到不适，他总是从自己熟读的医书上找各种“偏方”调理。在93岁以前，几次被评为“健康老人”的杜道生最骄傲的，就是“一生只住过一次院”。甚至，从60岁就开始牙齿松动的他，也不装假牙，吃饭的时候完全靠牙床的力量把食物碾碎。而每一颗掉落的牙齿，他都会用纸包好，记上掉落的日期，然后收藏起来。

　　保护汉字是读书人的责任

　　在孙女和熟悉他的学生眼里，让读了一辈子古书的杜道生停留不前的，不是他做老师的上个世纪70年代，也不是他做学生的30年代，而是更古老的，那个被记录在《论语》、《庄子》等古籍中的时代。

　　对于这个出生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一年的老人来说，他不能接受鳞次栉比的现代化高楼。

　　“这下面可都是肥得流油的土壤呀！如果再不保护耕地，我们中国也要饿肚子了！”杜道生用拐杖重重地戳着坚硬的水泥地说。

　　只有当眼睛从生活转向书本，杜道生的脑子，才会好像突然开放了起来。曾经听过杜道生讲课的李镇西记得，老师“时不时会谈到萨达特被刺，朴正熙喋血。”即使大学毕业后拜访，师生之间经常聊到国际风云，如朝鲜政局。

　　“他坚守中国文化，但绝不排斥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李镇西评价。

　　对于杜道生来说，获取新闻的唯一途径就是《参考消息》，那是他最喜爱的一份报纸。每次在报纸上看到好的文章，他就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下来。

　　排除了所有现代化设施以后，各种各样的古籍堆满了他的屋子，也占据了他的脑袋。在四川师范大学的校园里，看到横幅上的一个繁体字写错一笔，他会停下来找到负责人问清情况。就连跟学生出去游玩，看到两只狗打架，他都会作为教材，告诉学生，“独”字从反犬旁，是因为狗是独居动物，不合群。而“群”字从羊，就因为羊是喜群居的动物。

　　为了汉字，他甚至一度放弃自己少写作的信条。1982年，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一篇《汉字——人类心灵的几何学》，提出必须要保存传统文化。

　　“汉字的改革是对大众讲的，汉字的保护才是我们这些读书人的责任。”杜道生告诉学生。

　　此后，杜道生被许多媒体称为“汉字守护者”，可在他看来，自己一辈子只做了“当学生和教书两件事”。而且，在当地颇有名望的杜道生从未到过家乡以外的地方讲学。

　　“自古都只有来学，没有往教。”杜道生坚定地认为，如果想学习，必须到老师那里“求学”，而不是由老师主动找学生。

　　登门讨学的不少，但要想真正拜他为师，不仅要有学生父母和他的长子参加的拜师宴，还要由学生奉上几条咸肉——这是从孔子之时就盛行的拜师礼，只是，不需要像古代一样买够十条咸肉那么多。

　　一生都在

　　修养仁心

　　杜道生一生坎坷。他幼年丧母，中年丧妻，刚步入晚年时，16岁的小儿子不幸夭折。在他96岁时，75岁的儿子也离开了人世。杜道生晚年对学生说：“我一生都在修养我的仁心，当你把这颗掌管七情六欲的人心锻炼成喜怒哀乐不入于胸的时候，这颗心就是你的本心。”

　　在学生眼里，杜道生幽默达观，并不像古书那么无趣。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张维佳记得，有一次杜道生在成都的公交车上被“街娃”（小偷）偷了钱，回来后就把厚纸裁成一沓钱的样子，然后每张都写上“哈哈，小偷，你上当了”装进口袋里。

　　对待自己喜爱的毛笔字，杜道生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严肃。一两元钱买来的毛笔插在一个破杯子里，墨汁“连一得阁都很少用”，收据、发票、广告传单、烟盒、台历的背面都可能成为他的书写用纸。

　　从2008年开始，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被医生诊断为早期老年性痴呆后，他开始有些记不住家人的名字。但是当访客和他提起热爱的古书时，还是能从他滔滔不绝的背诵中看出往日的风采。

　　对于死亡，杜道生并不恐惧。“死人不可怕，活人才可怕呢。”他对学生说。

　　2013年，杜道生因为肺炎不得不再一次住进了医院，最终，酷爱中医的他被插满了管子，不能动弹。而张炜清楚地记得，在老人最后的日子里，意识不清的时候总是会喃喃地念叨着，“要回家，要回桂花楼。”

　　桂花楼在四川乐山，是杜道生1912年出生的地方。只是他忘记了，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旧城改造中，那个曾经人丁兴旺，热闹非凡的地方早已被拆除了。

　　○摘自《中国青年报》

小李子

奇人奇功挫败国民党“铁桶计划”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国民党军从四面一步步逼近中央苏区中心地带，蒋介石正在为其“围剿”红军制订的“铁桶计划”即将实现而踌躇满志。在这千钧一发之刻，一份绝密情报送到中央苏区中共中央手中，中央立即决定，中央红军提前实施战略转移。这一决定使蒋介石彻底消灭红军的企图破灭，而获取绝密情报并把情报送到中央苏区的正是国民党少将莫雄、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

　　莫雄成为中央特科重点联系对象

　　莫雄（1891—1980），字志昂，广东英德人。贫苦出身，早年在国民党的党内军内即有“莫大哥”之称。

　　1930年，莫雄在赴上海时巧遇中共党员刘哑佛，刘哑佛是莫雄旧部。经刘哑佛介绍，莫雄认识了中共党员项与年、严希纯、卢志英等人，并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李克农及中共中央特科建立了联系。

　　莫雄提出入党要求，李克农请严希纯转达了党的意见：“莫先生是革命老前辈，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请求加入共产党，我们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莫先生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加共产党为宜。今后凡对我党有利的事，望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帮助。我们党难得的是有一个虽然不是党员，但又一心为党工作的同志和朋友。今后，入党的机会是很多的。你虽然不是党员，但党需要你做的事，而又是你力所能及的，就请你帮忙解决，你认为对党有利的事情，你就尽力去做。如果你能做到这两件事，我们便十分满意。”

　　莫雄对此深表理解，把李克农的这番答复当作自己对党的承诺，并为此奋斗一生，多次暗中为地下党提供巨大帮助。

　　1933年10月，正在赋闲的莫雄在南昌遇到了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南昌“剿共”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杨永泰此时权力显赫，便对蒋介石说莫雄在军事上很有一套，让他出山对付红军肯定能够奏效。当时蒋介石正在为几次“围剿”苏区均告失败而郁闷，就委任莫雄为江西德安区专员兼保安“剿共”司令，并放权让其自组班子。蒋介石给莫雄颁发了两个委任状、两份组织表以及3000元大洋。

　　莫雄立即动身到上海找到中央特科的严希纯、项与年、刘哑佛，寻求帮助说：“我准备与蒋介石斗法，用他的拳头去打他自己的嘴巴。请你们将这两份组织表拿回去与你们上级商量研究。”严希纯、项与年、刘哑佛听了非常高兴，严希纯郑重地接过莫雄手中的委任状和组织表。

　　1934年3月末，在上海地下党的支持帮助下，一个以中共地下党为骨干的“剿共司令部”和专署成立了，莫雄出任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在司令部及专署内，一切事务主要由刘哑佛、项与年、卢志英等人负责，莫雄经常与项与年等人见面谈心。司令部及专署内的共产党组织是秘密地直接受上海地下党领导的。

　　庐山会议莫雄获取“铁桶计划”

　　1934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主席和军长秘密军事会议，制订了“围剿”苏区红军的“铁桶计划”：调集150万大军、270架飞机，200门大炮，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从四面八方形成包围圈，架起30多道铁丝网，构成严密火力网，组织几十万大军逐步向瑞金推进，还配备1000辆卡车，快速调动部队，及时拦截红军，在指定的时间突然合拢包围根据地。蒋介石严令在一个月内消灭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占领“赤都”瑞金，必欲将红军一网打尽。

　　庐山军事会议最后由蒋介石致闭幕词，他兴致勃勃地说：“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的决策”，“毕其功于一役！”在场的200多名国民党将领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赌咒发誓要在这次“铁桶围剿”中“剿绝”共产党和红军。

　　莫雄作为国民党军少将参议、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本没有资格参加这次极为重要的庐山军事会议，但因为庐山正处于德安地区，他又与蒋介石有特殊关系，所以莫雄也被破格特邀参加。尽管他也与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一样摩拳擦掌，但内心里却非常焦急。这个“围剿”计划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若此计划得以实施，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

　　莫雄出席完庐山高级军事会议，连夜赶回德安司令部。当他踏进司令部的时候，已是掌灯时分。莫雄顾不上吃饭，马上将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叫到办公室。莫雄将从庐山带回来的所有文件从公文包中取出，让他们细看。他们飞快地看着，脸色随之而变。刘哑佛开口问莫雄：“大哥，你说怎么办？”莫雄说：“还能怎么办的？这么危急，你们马上拿去交给党中央！天大的事情，由我承担就是了！” 项与年等人听了，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代表党感谢你！”

　　项与年冒死化装送情报

　　情况十万火急，项与年等人决定马上行动，连夜用特种药水将蒋介石制订的“铁通计划”的主要内容，密写到四本学生字典上，然后把整套计划送到南昌秘密联络站，马上把计划的核心部分用电报形式向瑞金发报，项与年还提出必须马上将整套计划密写后秘密送往中央苏区。项与年会讲客家话，熟悉当地人情地貌，又是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过关卡比较隐蔽、方便，他自告奋勇承担重任。刘哑佛、卢志英表示同意。

　　第二天上午，项与年装扮成教书先生出发了。经过多天的艰难跋涉，38岁的项与年变得胡子拉碴、骨瘦如柴，当他到达兴国后，发现敌人封锁更加严密。项与年只好再回山里寻求时机。时不我待，心急如焚，他终于想出一计，将心一横，抓起一块石头一连敲下自己的四颗门牙。第二天，项与年的双腮严重肿胀，面部狰狞吓人，头发蓬乱，衣服也破烂不堪，他强忍疼痛将四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着乞讨来的发馊食物，深一脚浅一脚下山前行。沿途敌军哨兵见了，很远就捂住鼻子将他赶走。

　　1934年10月7日，项与年终于混过了敌人层层哨卡，来到江西瑞金沙洲坝的中共中央驻地。当周恩来、李克农接过项与年的绝密情报时，几乎认不出眼前的老叫花子就是相当熟悉的老部下项与年。

　　周恩来在听完项与年汇报后，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立即将四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进行分析研究。如果再拖半个月，敌军完成合围，红军就很难脱身了！

　　周恩来立即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汇报，中共中央几天前已收到了莫雄司令部发来的简要密电，如今又见到了项与年冒死送来的全套资料，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马上制订了提前实行战略转移的计划。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命令，10月12日，红军中央纵队从瑞金出发，用红军小部队牵制、迷惑国民党合围部队，主力红军趁国民党部队合围之前，突出重围实施战略转移。

　　10月中旬，蒋介石“铁桶计划”惨遭失败。10月底，红军终于跳出了蒋介石的“铁桶”，踏上长征的伟大征程。

　　项与年改名梁明德

　　项与年将绝密情报交给党中央后，很快参加长征，加入长征先遣侦察队，又名副其实地成为对敌斗争的尖兵；途中受党派遣前往香港、上海从事情报工作。

　　由于蒋介石对苏区红军悄然突围、突然转移极为恼火，紧急指挥部队迅速围追、堵截。为粉碎其新图谋，中央特科决定调项与年回上海，率领爆破组赴江西南浔铁路沿线，炸毁铁路桥和南昌飞机场及油库，破坏威胁江西之敌的后勤补给线，以牵制其作战行动。

　　接受中央特科的指令，项与年火速赶回上海，看望了留在上海半工半读的16岁的儿子项德崇，第二天就带领两名爆破队员登船前往南京。项与年刚到南京就被国民党密探拘捕，但他始终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人，只承认是受骗的同路人，逐步骗得敌人的信任，看管有所放松。一天夜里，他巧妙地逃离看管所，找到了地下党。然后乔装成商人奔向赣江，继而转往河南信阳，又经汉口返回上海。事后，党组织授予他“反特斗争胜利奖”。

　　这时候，项与年的身份已经暴露，不宜在上海久留。1935年初，党组织派他到香港继续做情报工作。为便于隐蔽活动，他改名梁明德，北上天津华北联络局，西往长安八路军办事处，同王世英、汪锋、南汉宸、习仲勋、李克农等共同做秘密工作，也在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人士中做统战工作。这样，项与年的名字连同他的传奇故事悄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陌生的梁明德。

　　1940年春，梁明德从延安党校毕业，调到陕西关中分区，在习仲勋领导下任区党委统战部长，抗战胜利后又随部队进军东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多年南征北战，他不知道妻子王村玉被捕入狱后流落他乡，也不知女儿随妻入狱身染重病早已离世。儿子项德崇是唯一的幸存者。他16岁和父亲在上海离别后，一直勤奋求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改名项南投身革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项南几经辗转终于到达新四军驻地，成为一名革命干部。

　　1949年全国解放后，项与年才听说儿子长大成人后参加革命，在安徽省团机关当干部。离别整整20年之久的父子，终于相约同游颐和园。但革命任务繁忙，他们又很快告别，各自返回原单位投身工作。

　　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功臣

　　1949年10月，广州市解放。叶剑英去信香港，把躲避国民党特务追杀的莫雄从香港请回来参加工作。叶剑英向这位当年的粤军同袍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在叶剑英南下之前曾嘱咐他到广东后要找到莫雄。

　　11月，叶剑英委任莫雄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为稳定大、小北江的治安发挥了作用。

　　1956年国庆节，离中央苏区红军突围长征，已有整整22个年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没有忘记那些为红军紧急突围提供过绝密情报的有功之臣。1956年，莫雄在《南方日报》上发表了《关于纠正某些公安人员违反宪法的行为》的文章，被远在辽宁的时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的项与年看到，他马上给自己的老上司李克农报告，说当年给我们送情报的莫雄还活着呢！

　　李克农大喜，吩咐项与年立即到广州把莫雄接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项与年赶往广州，还亲自领莫雄找到陶铸，当面证实了莫雄在江西的那段光荣历史。

　　毛泽东没有忘记莫雄、项与年的功绩，称赞他们功绩巨大。1956年叶剑英代表党中央设宴招待两位功臣，称赞他们为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1979年6月，莫雄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80年2月12日在广州病逝，终年89岁。

　　1978年10月，项与年患严重肺炎，医治无效病逝。为了悼念项与年这位历史功臣，表达人们对其尊敬和思念之情， 1978年11月7日，辽宁省在沈阳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时任农机部副部长的项南，闻讯后赶赴沈阳，参加父亲的追悼会。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第二书记黄欧东和老战友黄火星、罗青长、周子健等都参加了追悼会。

　　习仲勋同项与年在20世纪30年代结成患难之交，40年代在陕西工作两人又是亲密战友。得悉老战友病逝家乡后，习仲勋亲自执笔写下1000多字的唁电，送到邮局发往辽宁省委。18年后，他又再次操笔撰文，热情赞叹项与年：“他是一个见多识广、襟怀坦白、善与人交的同志”。

　　---摘自《百年潮》201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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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诺贝尔效应



　　有关各项诺贝尔奖归属的预测和颁奖，每年都是年末关注热点，与此相关的新闻事件可以热闹两三个月，直至次年颁奖完成为止。从时间跨度来讲，诺贝尔效应的持续力要远远超过隶属于娱乐界的奥斯卡和格莱美，而且显得更高端大气上档次。

　　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诺贝尔物理和化学奖成果高深难懂，生理学和医学奖名称也甚为拗口，而在众多奖项中最便于关注的是由瑞典文学院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相对门槛低且易理解，所引起的媒体影响也较大。自去年莫言得奖以来，国人对于该奖项的关注已不亚于奥运会，莫言成为舆论热点和网络关键词，即便是未读过莫言作品的人，也会买两本《檀香刑》或《丰乳肥臀》来须臾风雅，“魔幻现实主义”也是2012年底媒体文艺版少不了的名词注释。

　　既然说到“诺贝尔效应”，那显然不只是一项奖、一个人那么简单纯粹，与之相关的事件相互叠加才能成为效应。此种效应首先体现在出版物的销售方面，其次是获奖者参加的各类社会活动，之后还有与作者相关的各类表彰、纪念、论坛、故乡情结及作品回顾，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作者获奖，都会被卷进各类庆祝活动中，近几年获奖的勒·克莱齐奥、略萨、特朗斯特罗姆，皆概莫能外。尽管村上春树尚未获奖，但围绕他得奖的话题已纷扰连年，如果得奖会有多大的效应也可想而知。

　　出版社急着出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集，颁奖活动邀请获奖人做颁奖嘉宾，文化机构都联系获奖人来做文化讲座……诺贝尔效应其实与文学无关，那只与奖项有关的外延。已经宣布封笔的门罗虽然淡然处之，恐怕也很难置身事外，至少这半年里少不了会受到额外的关注和打扰。

　　再说句题外话，刚刚公布奖项不过几小时，微信圈里又开始大量转发“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最感人的100句话”，粗看都是些拼凑来的心灵鸡汤，和去年的“莫言最伤人的83句话”如出一辙。好事者屡屡炮制与文学奖得主无关的语录，这也算是诺贝尔的年度负效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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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声戏影里的西太后



　　《历史与看客》一书涉及了中国不同年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作者视角另类，笔调生动，勾勒出历史中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和不为人知的奇闻轶事，剖析历史深处所隐藏的秘密和真相。“历史与看客”，有历史八卦，有历史揭秘，有历史翻案，有史事反证，还有对世态民生、草根阶层，甚至农村问题的关注。

　　对京剧晋级国粹功不可没

　　1901年的中国，曾经出现过这么一幅图景，作为占领者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一天被一群中国商人请去听京戏。在咚咚呛呛的皮黄声中，老瓦如坐针毡，头痛欲裂，好不容易挨了一个钟点，总算找了个借口“得脱苦海”。

　　与此同时，被瓦德西赶到西安的西太后，却是个既要食有肉，又要居有竹（丝竹）的戏迷，一天没有戏看，就闷得难受。打和挨打的双方总算都在中国的土地上，看了一回我们的国粹京剧。

　　对于西太后叶赫那拉氏，评价无论怎样毁誉不定，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京剧如果没有这个老太婆，肯定难以有今天第一国粹的地位。

　　西太后是京剧的知音，正是由于她坚定的支持，原来上不得台面的乱弹才得以成为压倒所有其他戏曲形式的京剧。对于戏剧，她喜欢花部的乱弹二黄戏，有意抬花抑雅，而且不满足于宫里太监的演出，打破常规，大量地将外间优秀的二簧伶人召进宫来大演其戏。

　　那个时代出名的艺人，谭鑫培、陈德霖、杨小楼、孙菊仙、王瑶卿等人，都受到过她的赏识，不仅每有赏赐（甚至还给官爵），令太监伶人看得眼红，而且对这些“戏子”相当优容。在这些京剧名角面前，她的确称得上是和蔼可亲的“老佛爷”。当然，在那个时候，京剧界对西太后也是投桃报李，几乎所有剧目里的太后都是正面形象，最过分的是《法门寺》，不仅太后光彩照人，连太后身边的太监也顺便沾光成了好人。

　　西太后还是个懂戏的超级“票友”。晚清吃过洋面包的宫廷女官德龄告诉我们，西太后经常兴致勃勃地给她们讲戏剧故事，在看戏的时候也不肯安静，不断地将各种演戏的逸事和规矩说给身边的人听。

　　事实上，京剧发展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在西太后的鼓励下完成的。开始的时候，京剧演出比较粗糙，工唱的行当只管捧着肚子唱，工作的行当就只管翻跟头打把式；后来有“通天教主”称号的王瑶卿首先开始改革，将表演动作融进了演唱当中，“演得跟真事似的”。在社会上的一片反对声中，西太后说话了，“王大演得好”（王瑶卿行大）。谭鑫培的唱腔也与传统不合，但西太后却喜欢，给了他“叫天”的赞誉。从此以后，京剧进入了一个生旦同挑大梁的新阶段。

　　“京剧脾气”是上了京剧故事的当

　　西太后懂戏，也入戏。此人虽然粗通文墨，掌权之后也找过几个老儒给她讲点经史，但真正的教育却是戏剧给的。晚清时节，京剧虽然已经进入宫廷，但毕竟是来自民间的乱弹，不唯用词鄙俚，思想内容也相当混乱。固然不乏忠孝仁义的鼓吹，但来自游民的江湖义气与恩怨分明的意识也相当明显。不仅如此，过去的京剧对帝王时常会有点不敬，总是批评他们听小老婆的话，忘恩负义，滥杀功臣，针对的大抵是朱元璋，屎盆子却都扣在比较远久的刘秀头上。对于清朝第一大戏迷西太后来说，戏的情节和内容不可能不影响到她的思想和行为。虽然总的说来，西太后的上班仪态大体中规中矩，却也时不时发点“京剧脾气”。

　　一个官声很是不怎么样，又贪又蠢的小小知府吴棠，只因为在西太后扶父之柩归葬的落难之际，误送了一笔馈赠给她，待到昔日的待选秀女成了太后，吴棠就开始官运亨通，位极人臣，不管犯了多大的错，任谁也参不倒。八国联军打上门来，老太婆落荒而逃，一口气跑了几百里，连口水都喝不上；兵荒马乱之际，怀来县令吴永好歹总算准备了一锅稀粥，让老太婆喝得舒心，于是也成了一个参不倒的人物。接下来，来自广西的岑春煊，脾气坏得要命，逮谁得罪谁，只因为在西太后逃亡途中第一个带兵前来护驾，也因此而官运大好，甚至连朝廷分量最重的庆亲王和袁世凯联合参奏，都没能动得了他的乌纱。

　　在有恩报恩的同时，西太后对待功臣也相当地富有人情味，所谓的“中兴名臣”，无论以后的作为如何，都会顶着一堆官爵头衔终老，临了的谥号还会给找个最美好的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自不必说，连沈葆祯、袁甲三之辈也同等待遇。“中兴名臣”中，遭际最差的是郭嵩焘，出使西方后，再也没有被起用。但他的倒霉主要怪他第一个吃禁果，以翰林出身的身份跑到了洋鬼子的地方做事，以至于官场舆论说他去“事鬼”，意思是伺候鬼子。西太后待他的不好，也不过就是没有很快再用他而已。

　　查一查二十四史，善待功臣的皇帝当然也有过几个，但是对臣子报恩的帝王却几乎没有。从理论上讲，皇帝实际上没有什么恩人，所有人对他好都是应该的。即使所谓对他有恩的功臣，以后如果犯了错或者不合皇帝的意，那么也一样是要受到惩罚的，否则就不足以维持朝廷的纲纪。只有民间的戏曲里，才会按农民的思路，编出一些抨击帝王负恩的故事。显然，西太后的这些作为是上了京剧故事的当。

　　借看戏恣意折磨光绪皇帝

　　反过来，对于那些被认为负了她的人，西太后也根据京剧的逻辑，决不吝惜报复的手段。在西太后眼里，最大的负心人就是戊戌以后的光绪皇帝。对于这个她从小拉扯大的皇帝，她理所当然地认为有说不尽的恩义。戊戌事变，西太后不仅将谭嗣同图谋借兵围颐和园的事算在光绪头上，而且更加恼怒他居然陷她于不得不完全交出权力的窘境，逼得她发动不得人心的政变，重新拿回权力。在西太后谋求废掉光绪，遭到地方督抚和洋人的反对而无法实现之后，身为皇帝的光绪就成了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不仅衣食不周，而且得不时地忍受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连宫里经常性的演戏活动，也成了西太后折磨光绪的最好方式。戊戌政变之后，宫里最爱演的戏是《天雷报》，这是一出养子得中状元之后，不认养父母，最后遭到雷劈的戏。这出戏此时在宫里演出的时候，西太后特意要求加到五个雷公和电母，狠狠地劈那不孝子，同时将不孝子换成小花脸，一副小丑模样。面对这样一出明摆着是讥讽的戏，光绪必须得陪着西太后从头到尾地看，一边看，还要一边发表意见，痛骂自己。

　　对光绪的怨恨，西太后至死未消。在1908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六日，光绪37岁生日的前一天，西太后特意安排在皇帝的“万寿节”前夕，演出三国戏《连营寨》。这出戏演的是刘备为关羽和张飞报仇，兴师伐吴，最后失败的故事。戏里刘备是主角，有一段哭祭关羽和张飞的戏，满台白盔白甲白旗号，气氛极其压抑。其实，平时在宫廷演戏也是很讲究吉祥的，而在皇帝生日的“前三后五”的庆贺期内，演这种哭灵戏，无疑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诅咒。此时的光绪已经病入膏肓，经这番刺激，几个月后便撒手归西。而连续拉了几个月稀的西太后，却终于熬过了比她年轻30多岁的光绪，在光绪死后第二天才咽了最后一口气。

　　西太后对于珍妃的处置，也很具有京剧的味道。开始她讨厌珍妃，其实主要是因为担心皇帝受小老婆的蛊惑，所以屡屡裁抑珍妃。戊戌政变以后，旧恨又添了新仇，恨屋及乌，结果是珍妃进了冷宫。甚至在八国联军打来她要逃跑之际，也没忘了把珍妃从冷宫里提出来，塞进井里。在她的心里，也许珍妃就是戏里经常演的那种调唆皇帝干坏事的“西宫娘娘”。

　　看戏明义却不知“大节有亏”

　　恩怨分明作为一个人的性情来说，也许算不上什么大的缺点，但作为最高统治者，如此行事未免就有意气用事之嫌。再加上作为贵妇人，西太后本身就有一些贪图享乐、贪财好货的积习。从孙殿英的盗掘看，她要算清朝帝后中陪葬最厚的一位。她喜欢虚荣，讲究排场，宫里一日不热闹就难受，晚年还特喜欢摆出姿势让外国人给她拍照。几项加起来，使得这个以一般标准看起来还说得过去的掌权的老太太，作为政治家，评分难免要打些折扣。

　　西太后的种种毛病导致她在权力上总是看不开。比如说，在甲午战争后，她明明知道清朝不变法，祖宗江山是保不住的，但是一旦变法危及她的权力，她还是不顾江山社稷的安危，在顽固派的拥戴下，再次出山，毁灭了正在进行的改革。接下来，又在一连串向后转的动作中，与西方发生了剧烈冲突。当闻说西方要威胁她的权威，让她交出权力给光绪的时候，竟然置国家民族安危于不顾，冒险利用义和团，围攻各国使馆，与所有西方国家开战，结果使国家陷入一场空前的浩劫之中。

　　顺便说一句，西太后之所以能够相信义和团具有刀枪不入的法术，与她看了太多的神怪戏也不无关系，义和团的法术，也往往跟戏剧里的神怪人物纠扯不清，两下在意识的表层出现了某种契合。说实话，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女性统治者，历史的评价往往趋于苛刻，弄不好就落得“牝鸡司晨”之诮。如果抛去这种对于女人的偏见，我认为，作为晚清最后岁月的统治者，应该说西太后一开始做得还算差强人意。但是，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历史转折关头居于最高位的人物，她没能推动历史转折的完成，无论如何都算大节有亏。遗憾的是，西太后所钟爱的京剧，并没有给过她这方面的启示。

　　---摘自《历史与看客》 　张鸣 著 　　重庆出版社 　　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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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子酒店“全家一起坐月子”

　　近日，位于宜山路的安丽月子酒店正式开业，拉开“月子酒店”这个新兴产业进驻上海母婴护理市场的又一个新起点。据悉，“安丽”以母婴护理服务为主，并超越了一般的母婴护理服务层面，首创“全家一起坐月子”的新概念，让每一位在这里坐月子的妈妈和宝宝们，在安心、放心、专业、舒适、轻松的环境里，感受家一般的亲切。其提供的全方位母婴护理服务内容及其倾力打造的月子酒店式体验，让所有即将孕育新生命的家庭倍感期待。随着女性消费者对月子期间自我调养和修复的日趋重视，负责人表示，要让每一位入住的妈妈、宝宝及家人领略不一样的“月子服务”，感受中西合璧式的独特月子体验，充分满足消费者对产后科学护理的需求以及对高品质生活方式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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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院建新校门酷似城堡




　　近日，有网友爆料重庆一所大学正在修建稀奇古怪的校大门，酷似古城堡，让人称奇。记者在重庆大学城四川美术学院看到了正在修建的一个硕大的校门，造型古朴个性张扬，其建筑材料皆用青石料垒砌而成，设计混搭了中、西方古代城堡建筑元素。其鲜明特性凸显着浪漫艺术色彩，被戏称为“川美”布雷尔城堡。□新报综合

　　众说纷纭

　　这回有标志性建筑了，毕业时一定要拍照留念。（天津网友）

　　美院就是要有个性嘛！（上海网友）

　　外观不重要，只要结实就行。这门抗震几级？（绍兴网友）

　　不怎么好看，特别不自然！（惠州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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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默默无闻到工农红军总司令



　　朱德，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天下无人不知。后来又有人说，这个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是个空架子。

　　什么总司令？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有这个疑问。尤其对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的很多后辈来说，除了井冈山的那根“朱德扁担”，对总司令便知之不多。

　　1928年4月朱、毛在井冈山会师时，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意换下穿惯的长布衫，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肖克将军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

　　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印证着总司令的地位。它不仅来源于中央军委一纸简单的任命，也来源于红军将士在军纪约束下的服从。

　　作用有限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是总司令威望和地位的起点。但南昌起义部队对朱德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不论是起义之前还是起义进行中，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都没有朱德。起义的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陈毅后来回忆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朱德在起义中没有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十一军辖八个团，由叶挺指挥。二十军辖六个团，是贺龙部队。朱德率领参加起义的，只有军官教育团三个连和南昌公安局两个保安队，500人不到，只能算一个营。所以南昌起义计划中分配给朱德的任务，只是“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敌军动态”。起义后另成立第九军，朱德被任命为副军长。第九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也没有战斗部队，原是想争取部分滇军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但未获结果。

　　起义部队南下，当时滇军遍布江西。为利用旧谊使滇军让路，朱德又负责起先遣任务。朱德后来回忆说：“我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彭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朱德率领的不是战斗队。周恩来后来谈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称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南昌起义之时和起义后一段时间内，朱德的作用确实有限。

　　力挽狂澜

　　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的后路。

　　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朱德率领的这“部分兵力”，是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共计4000余人。三天三夜的阻击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时剩2000多人。本想去寻找主力，路遇溃败下来的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率领的200余人，方知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地区失败，起义诸领导人都已经分散隐蔽分头撤离了。

　　局面困难且严峻。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时，真正是朱德带出来的九军人员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基本力量是周士第任师长的二十五师，还有周邦采带回来的部分二十四师人员。这支孤军与上级的联系全部中断，四面又都是敌人，

　　自己也损兵过半，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

　　到底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做出决断。

　　朱德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面对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队伍，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

　　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少数同志觉得主力都在潮汕散掉了，三河坝这点力量也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

　　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人听、不过把他作为一个老同志尊重的朱德，接过了这个很多人已不抱希望的摊子。他通过异乎寻常的执着和坚定，为这支困境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遭遇低谷

　　10月16日，队伍走到福建武平，还有2500人；17日击退追敌，剩下1500多人了。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的隘口，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缘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粟裕回忆说：“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但局面不会因一两场战斗而改变。情况仍在继续下滑，谷底在赣南安远的天心圩。当时已近冬天，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还穿着南昌起义时的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虽然摆脱了追敌，部队却常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经常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同上级党委的联系没有恢复，饥寒交迫，疾病流行。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人也很疲乏，战斗力越来越弱。杨至诚上将后来回忆当时那支队伍的情况时说：“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走到江西安远的天心圩，从师、团级主官开始，各级干部纷纷离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1927年12月22日，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在上海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描述部队到达天心圩的状况时说：“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南昌起义军在部队中除各级军事主官外，军、师两级设有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有政治指导员。这一健全的军政领导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在江西安远天心圩最后崩溃。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领导干部则走得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的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但起码对这支形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重燃“火种”

　　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朱德。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人们从朱德那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中，真切感受到了他心中对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与信心。

　　朱德胸中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传播给了剩下来的官兵。西方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是恐惧，二是利益，三是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1927年10月底，在中国江西省安远的天心圩，朱德这个最初“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话”的指挥者，在关键时刻向即将崩溃的队伍树立起高山一样的信仰。通过信仰认识利益，再通过信仰和利益驱散恐惧，真正的领导力和领导威望，在严重的危机中诞生。

　　陈毅后来说，朱德讲了两条政治纲领：一是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二是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成为后来革命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80余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失败了。但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们又没有失败。

　　保留火种的工作，首推朱德。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使朱德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陈毅、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

　　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的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

　　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点家底。

　　这点家底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

　　玉汝于成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名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名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圩800人的队伍里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这支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解放后曾说过，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存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起义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谭震林1927年秋就在井冈山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这番话，无疑是对南昌起义的最高评价，对保存这部分力量而不溃散的朱德、陈毅等人的最高评价。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陈毅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什么叫力挽狂澜？这就叫力挽狂澜。我们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并不排除在某些关键时刻，领导者的决心与意志是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

　　也许在当时的情况下，天心圩留下来的那支800人的队伍中，没有几个人能想象到共产党人22年后能够夺取全国政权。但每一个自愿留下来的人，内心深处都从朱德、陈毅、王尔琢身上感受到了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

　　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1927年10月底，南昌起义诸领导者纷纷分散撤退的时候，很难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坝的朱德，最后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起义部队的主力都溃散了，更难想到留在三河坝殿后的“部分兵力”，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又正因为历史难以预测，所以才充满机遇。面对难以预测的历史和难以把握的机遇，起关键作用的，仍然是人的素质与信念。

　　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人的机会极其有限。

　　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也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


　　---摘自《心胜》　　金一南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年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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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商中国：人为主，钱居次



　　“情商”虽是外来概念，但中国传统自古就十分重视。在《情商中国》一书中，作者沿文化脉络，对情商做出全新的阐释：提醒人们应该保持情感和利益的平衡，成全利益和情义。作者揭示了情商的两条运作规则——不平等产生情感和不公平产生情绪。这两条规则渗入人的意识，支配人的心态和行为，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均可见其作用的轨迹。

　　商人辨源

　　犹太人很擅长经商，这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自罗马帝国攻陷耶路撒冷直至1948年以色列建国，其间的2000多年犹太人惶惶如丧家之犬，以遗民的身份流落于世界各地，而在商业领域内却一向经营有道。与犹太人类似的，是中国最开始的一批商人。

　　中国历史上职业性的“商人”群体，一般认为来自商代的遗民。“商人”之商，本指的是殷商。

　　传说商人的祖先契，辅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地。商族善于贸易，契的六世孙王亥，常亲自与他族交易，不幸被有易氏杀害，其子起兵灭了有易氏，替父报仇，商族的势力由此扩展。到王亥的七世孙汤，利用贸易为武器，削弱对手夏的实力，最终取代夏桀，建立商朝。如果传说属实，那就是最早有意识地把经济力量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周武王灭掉殷商后，把殷商本土分成三大部分，派他的几个兄弟以重兵弹压。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周公摄政，驻扎在殷商故土的那几个王叔不服气，和殷遗民串联起来作乱。周公东征，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彻底平息叛乱。又建立了洛阳作为周监控东方的军政中心，号称“成周”。周公为控制殷商遗民，把大部分人迁到洛阳，叫他们“顽民”，“顽”，有冥顽不灵的意思。足见周人对他们歧视、防范、猜忌之深。这些亡国者们受到严密管控，丧失了权力，没有土地，当然无法向主流社会靠拢，为谋生计，东奔西走，搞起了买卖。做买卖，作为胜利者的新朝达官贵人们当然不屑为之，而平民们忙于耕作，也无从顾及。这倒好，反而给殷商遗民留下一个发展的空间。久而久之，社会便以“商人”来称呼这一专门从事贸易的阶层。

　　到春秋时，商人身上的亡国孑遗者的色彩淡化了，成为与士、农、工并列的，同为社会所需的职业。许多周人、甚至是贵族也进入经商的行当，商人的影响力大起来了。当时的郑国很注重保护商业和商人的利益，郑国著名的大政治家子产，提到郑国先君曾与商人有过盟约：“从前我们先君桓公和商人都来自于周，一起劳作，斩除杂草，共同开发这个地方，建立城市，相处很好。还立下誓言，世代相守，直到今天。誓言是‘你们不要造反，我也不强买，也不抢你们的东西。你们发了财，繁荣了市场，我也不干预’”。商人只要不背叛国家，国家也不对商人强买，尊重商人的自由交易。划定好双方义务的边界，彼此相安无事。

　　“商人”这个称呼出现得较晚，是在殷商灭亡后；但商人这一职业早已有之，殷商时期就有了。

　　商业活动离不开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的货币。中国最早的货币，一般认为是贝类。文字是活化石，远古时代以贝壳作为货币的情形遗留在文字中。现代汉语中，指示价值性、交易性的语汇都从“贝”。如，财，贸，赠，贡，买卖等等。这似乎是在暗示，中国必有一段使用贝类作为货币的时期。

　　奇怪的是，为什么夏商人选择贝壳作为货币呢？有人猜测，贝壳可能象征生殖，选它作为货币，除了容易携带、分割、称重、计量等物理特性外，还有一点，可能暗含着某种形而上的货币观。

　　《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大商人

　　范蠡

　　子贡白圭

　　范蠡做买卖，眼光精准，迅速累积起巨量的财富，人们尊称他为陶朱公。司马迁说范蠡的经营特点是“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什么意思呢？《孙子兵法·任势篇》中有句话“善战者，求之于势，而不择于人”，与范蠡相通。只是一个用于经商，一个用于打仗。它背后的哲学基础就是后来黄老道家的“因循”思想。简单来说，做小买卖靠个人的辛劳努力，做大生意则不然，要观察和掌握时势的变迁。如果能预测到经济周期的变化脉络，踩准发展的节点，其收益是惊人的。

　　《货殖列传》里还提到与范蠡并驾齐驱的计然，关于此人的来历，众说纷纭。通行的说法把他认作范蠡的老师。他富有经济头脑，提出一个命题“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认识到货币流通的重要性。明代小说《金瓶梅》，主角西门庆也是个商人，他对货币的个性也有同样的认识：“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好静的，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积财，反倒有罪，这是个新鲜而又深刻的说法。货币的价值就是在流通中增值，这是货币作为货币的天性，阻碍货币的流通，当然是有罪的了。

　　子贡

　　孔子的高徒子贡，小孔子31岁。从《论语》里看得出孔子非常喜欢子贡。第一，小伙子头脑灵活，老人家挺中意的；第二，小伙子不是只会啃书本的呆子，办外交是把好手，还能经商赚钱。

　　孔子评价这位高徒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子贡大名是端木赐，不受命，是说他不接受既定的命运的安排，很活跃，不爱守本分；亿是臆测的意思，子贡做起生意来，对经济周期，预测精准，很少落空。他可谓生财有道了。

　　白圭

　　司马迁说他“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很明显他富于智慧。类似如今的炒股票，低位买进，高位卖出。

　　白圭挺自负，他说：“我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经商所需要的素质，诸如智慧、勇决、仁厚、强韧等，与从政和打仗别无二致。

　　特别要提“仁不能以取予”这句话，在白圭看来，所谓仁爱，就在取予之际。一般人多认为，在商言商，无关乎情感，亲兄弟也要明算账。掺杂进情感，取予不分明，是笔糊涂账。白圭的看法要比常人更深一层：商业里不是不能有仁爱的情谊，问题是怎样把情谊恰当地体现出来。白圭的意思是：给予就是获取，让利就是受益，退后就是前进，为人才是真正地为己。即，给人的“物”越多，自己所收获的“情”更多。

　　民间商业类书中的价值导向

　　《生意世事初阶》

　　《商贾要览》

　　清乾隆年间面市的《生意世事初阶》一书，在当时影响较大，类似于经商指南的性质，传授的是经营的一些规则、技巧和注意事项。这些都出自实践，是时人经商经验的总结。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贯穿于商业活动里的比较核心的精神。

　　其中有些提议，极富于中国智慧。有一条是这样的，“称买物银子，大市价钱，他是晓得的。假如货卖六分一斤，戥子就要放在六分三四厘上，一让再让，买人自不疑惑”。针对的是顾客怕戥子不准、商家弄手脚的心理，有意摆出一让再让的姿态，好让顾客不起疑虑，安心。对商家好像是不公平，吃了亏，不过信誉不就是如此建立起来的么！

　　下面的一条也是这个道理：“卖有利钱的货，平色微微差些，就要包含些，切莫执拗，定要价高色足……即无利之货，亦要活动为主。”包含即承受适当的不公平。“执拗”，即死脑筋，不好商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个特性，反对认死理。一认死理，就没商量的余地，也堵上了产生情感的通道。

　　《商贾要览》

　　同样成书于乾隆间的《商贾要览》，是一个叫吴中孚的商人所著，序言中他自道12岁就开始行走江湖经商，是书为他一生经验之总结。我所感兴趣的，还是看他如何交代处理义与利的关系。

　　他说：“路钱勿负，恩债必偿。出外者，于各口岸店肆，赊银钱酒饭之类，切不可负心不还。恐一旦重逢，当路索取，体面何存。下次倘遇缺乏，谁肯赊借。如恩德之债，又当加倍奉偿。不然，缓急人所时有，一遇坎坷，恩主不再捐资，况他乡异域，将谁乞怜，请三复之。”

　　万万不可逃脱赊账，欠人的一定要偿还。不还账，不但是个体面问题，而且还导致信誉缺失，窘迫困穷的时候再借不到了。他特别提出“恩德之债，加倍奉偿”，显然加倍所表示的正是感激之情。

　　吴中孚还告诫节制牟利的冲动，不要贪图暴利。“厚利非我利，轻财是吾财”。

　　这条经验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处世智慧：就像暴饮暴食固然有一时的快意，但有损于健康。暴利、厚利也是一样，难以持久。如果一门心思在追求暴利上，折本不说，还要为“天所夺”——遭天谴。

　　让利

　　什么是让利呢？让利，是把本属于我的正当利益让渡给人。

　　唐代的柳宗元曾为一个叫宋清的长安药材商人写过传记。宋清在长安药市经营四十多年，他的药材质量好，长安的医生得到他的药材，药效颇佳。最奇特的是，有的人来宋清处求药没带现钱，宋清不假以颜色，打个白条，照样给药。到年终该结账时，宋清估摸有人还不出钱，自个儿就把借条烧了，也不多说话。这样的事做多后，有人笑他是白痴，有人赞他是有道高人。宋清一概不承认，只说他是个赚钱养家的小商人。那么，宋清是否就败光了生意呢？柳宗元交代，受宋清恩惠的人不知凡几，其中有的飞黄腾达，特别感激，回赠宋清以厚礼，虽然有很多死账无法收回，但宋清还是获利不少，成为富商。

　　柳宗元这个人，青年时代春风得意过一阵子，政治上失败后贬谪地方，失意连连，对人情冷暖体会很深。他写宋清传，无疑有批评趋炎附势的世风的用意在内。我所感兴趣的是，柳宗元正好为我们留下一个唐代成功的有情义的商人的范例。

　　做生意能做到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已经相当不错了。不过有时候感觉还是缺少点人情味儿，因为它以人我两利为预先设定的原则而排除了人情干扰。宋清恰恰注重人情往来。当然，这个风险不小，数十年来积累的欠条不知多少，而他宽厚的名声也由此传扬开去，积累下信誉，也赢得时人的敬重，更为他最终收获丰厚的回报。吃亏的人，好像最后通盘算下来也没怎么吃亏。

　　宋清没把自己看成纯粹的生意人，或者说除了商人这个身份，他始终为自己保留了“人”的底色。做人重情感，情感也就发生。情感的积淀是信誉以及更大范围的机会，而后者对经商极为有利。

　　或许有人说，宋清这个人，没有把慈善行为和商业行为区分开，前者可以无偿提供药材，而后者则必须是公平的有偿服务。两者混为一谈，既使慈善不像慈善，又增加了商业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他之所以没把家业败光而获利甚丰，实属幸运。这话放在现代条件下，当然是对的，而且也必须这样看待。但宋清的用心，本来就没有把生意纯粹看成生意。其实，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存在着这样的商，我们的文化不否认赚钱的正当性，但否认赚钱的第一性，否认把赚钱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尤其是与人应有的情感发生冲突的时候。

　　------摘自《情商中国》 　　徐彦平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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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一报道才有人关心”的锥心之问


　　当河北保定锯腿男子郑艳良因为媒体报道而进入公共视野之后，官方和民间的各种帮助纷至沓来，当地不少村民感叹郑艳良的遭遇“冰火两重天”——“怎么以前没有那么多人关心，现在一报道才跑过来表示关心？”郑艳良的妻子也有点蒙，“没想到事情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先说一下郑艳良现在的情况：河北省卫生厅派专家组会诊，正集中力量医治郑艳良；民政部门也积极行动，河北省民政厅和保定市民政部门都给郑艳良送去了慰问金，而清苑县民政局、清苑县慈善协会已设立专门账户，接受社会各界救助资金，截至目前郑艳良已收到１０万余元捐助。

　　再说之前的情况：２０１２年年初，郑艳良得了“怪病”，多家大医院治不了，并断定活不了几个月；２０１２年４月，不堪痛苦的郑艳良准备好自己的丧衣，在家用“一把钢锯、一把小刀、一个裹着毛巾的痒痒挠”把自己的右腿锯掉；时隔一年半后，锯腿一事被媒体曝光……

　　村民说郑艳良的遭遇是“冰火两重天”，这无疑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但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村民那句“怎么一报道才有人来关心”的朴素之问。因为郑艳良的命运之所以能够逆转，遵循的依旧是“媒体报道-领导批示-问题得到解决”的俗套路径。

　　可我们都很清楚，不管是媒体报道，还是领导批示，都有一定的偶然性。媒体报道有自身的传播规律，只有诸如“开胸验肺”、“锯腿自医”这种故事才容易引起轰动，而且一旦类似的故事报道得多了，以后只有做出更惨烈的举动才会引起媒体关注；至于被领导批示，无疑是概率更小的事件了。

　　一个人的苦难，只有靠媒体报道或领导批示才能得到关注，这不是一个健康社会应有的常态。正常的途径是：当一个人陷入困境之后，只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启动社会救济机制，就能获得官方和民间的帮助。

　　村民那句“怎么一报道才有人来关心”的感慨，既是对郑艳良遭遇“冰火两重天”的感慨，更是对全社会的锥心之问——我们何时才能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健全的、制度化的社会救济机制？（据新华社电）